巴金散文集读书笔记(3)
巴金散文集读书笔记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这篇散文简短,感情却真挚、灼热,尤为动人的是写出了20世纪初爱国、爱民、有朝气、有抱负的一代先驱和青年人的共同情感,鲁迅、郭沫若如此,闻一多、郁达夫等等莫不如此。“五四”时期的思想先驱和新文化战士,虽然尔后的人生之路有别,但都有一颗为国捐躯而又报国无门的心,他们矛盾、苦闷、挣扎过;他们追求、探索、渴望过。巴金是“‘五四’的产儿”,受“五四”精神的感染,唯其如此,他的一些作品才特别激动人心,能引起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共鸣。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由此,一个启人深思的问题是,散文中感情的真和深的关系如何?怎样才能使作品的感情既真挚又有深度?一个时期来,人们习惯于大谈散文必须写“自我”,抒发作者一己的“真情”,往往忽视了这种“真情”的典型性、普遍性和时代性。固然深度的前提必须是真挚,但真挚的不一定就是有深度的。对真挚的更高的审美要求就是深度。要达到真挚和深度的统一,还需要作家和时代、和人民共同着命运和脉搏,对社会、历史、人生有深邃的洞察力,以及艺术提炼和表现的才能。从这一层次观照,巴金的散文在真情和深度的统一方面,并不是篇篇珠矶,但毕竟不乏成功之作。巴金在这方面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对自己所写的内容从整体上饱含激情地加以提炼和开掘;二是用“点睛”之笔照亮和升华全篇。1937年3月到8月,巴金接连写了《死》、《梦》、《醉》、《生》等一组散文。《死》由回忆儿时幻觉中的“死”、成都军阀内战造成的“死”,到因传播无神论而被烧死在火柱上的布鲁诺的“死”、以及俄罗斯女革命家苏菲·包婷娜等的“死”结构成篇,看似互不关联,似乎颂扬“死”的安逸,实际上全篇颂扬了“为信仰而牺牲”,为他人的幸福而死、为更多人的“和平和欢乐”而死的“死的精神”!这样的“死”“同时也就是新生”,这时的“‘我’将渗透全宇宙……山、海、星、树都成了……人体的一部分”。通篇写“死”而无一处不写人生不朽的价值,情感真挚而有深度。《梦》,透过梦中的安宁和美好的动情的回忆,“诅咒”社会的黑暗;《醉》,透过字面揭示出:所谓“醉”,是指对“信仰”、对“希望”的“醉”,是指“将个人的感情消溶在大众的感情里,将个人的苦乐联系在群体的苦乐上”。《生》,从生物界科学的进化规律,写到阶级社会中“为多数人的生存”而“视死如归”的人生“才能长存在子孙后代的心里”,又从人的生存写到民族的生存和繁衍,认为这就是不可抗拒的“生存的法则”。巴金满怀激情地写道:
我常将生比之于水流。这股水流从生命的源头流下来,永远在动荡,在创造它的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以达到那唯一的生命之海。没有东西可以阻止它。……维持生存的权利是每个生物每个人、每个民族都有的。这正是顺着生之法则。(巴金:《生》)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紧接着作者顺理成章、无可辩驳、坚定不移地写道:“侵略则是违反了生的原则的。所以我们说抗战是今日的中华民族的神圣权利和义务,……每个人应该遵守生的法则,把个人的命运联系到民族的命运上,将个人的生存放在群体的生存里。群体绵延不绝,能够继续到永久,则个人何尝不可以说是永生。”这是一篇对“生”的热情赞歌,更是一篇融形象、议论、抒情于一炉的声讨侵略战争的檄文,有作家独特的感受和见解,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情真意也深。
巴金散文由“情真”到“理深”的第二个特征是“点睛之笔”的运用。那种将“点晴”理解为是作者单纯地发几句带哲理性的“议论”。或脱离全篇的思想“拔高”,显然是一种肤浅之见。“点晴之笔”是艺术创作的用语,散文中的“点晴”决不能脱离散文艺术的形象性、抒情性等基本特征。巴金的散文,就擅长于水到渠成,春暖花开似地为全文“点睛”—或一个富有特征的动作,或几句醒人耳目的对话,或一幅动人魂魄的画面,或几句含血带泪的抒情。巴金有不少回忆友人或写受难平民的散文,以及为自己作品写的序,其中有一些是运用“点睛之笔”的佳作。《(春天里的秋天)序》是巴金为自己一部同名中篇小说写的序。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巴金是为自己作品写序最多的一位。其中不少序文本身就是优美、深情的散文。上述这篇序文用优美而哀婉、动情而悱恻的调子回忆我“去访问一个南国的女性”——被传统观念、不自由的婚姻摧残成“疯病的女郎”,紧接着巴金写道:
《春天里的秋天》不止是一个温和地哭泣的故事,它还是一个整代的青年的呼吁。我要拿起我的笔做武器,为他们冲锋,向着这垂死的社会发出我的坚决的呼声“Je accuser”(我控诉)。
每个字仿佛从心底迸发而出—像火山从地心喷射那样。如果读过那中篇,听过那个女郎的故事,再读巴金这几句“点睛之笔”,我们就会和作者一样感情激荡,就会和作者一起对专制制度发出“我控诉”。在巴金写人的一些散文中,这种情真到“理深”的“点睛”描写,运用得更加自然、动人。
鲁迅对巴金的爱护和推崇,巴金对鲁迅的深情和崇敬已传遍中国现当代文坛。就在鲁迅逝世后的几天中,巴金连续写了两篇悼念文章:《永远不能忘记的事情》和《悼鲁迅先生》。这对姐妹篇情真意切、催人泪下,而又启人深思,促人奋进。上篇一连用几个独特的细节动人心弦、扣人魂魄——仿佛听到已故老人“救救孩子”的呼声,不同国籍、不同信仰、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让我们多看几眼吧”的恳求,边走边有人默默加入的长长的送葬行列,暮色中覆盖遗体的“民族魂”旗子渐渐沉下墓穴……,写出了巴金的真情、深情。显然巴金意犹未尽,时隔几天,为《文季月刊》写了《卷头语》(后易题为《悼鲁迅先生》)。上篇的热烈情感,到下篇中更为深沉、厚重,转化为凝思积虑,睿智警语。在一片哀悼、赞扬鲁迅的热潮中,巴金电光火石似地提出,不要把伟大的鲁迅神化,比作抽象的太阳和巨星,因“他从不曾高高地坐在中国青年的头上”,同时又振聋发聩地指出“鲁迅先生的人格比他的作品更伟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他是一个伟大的战士;在人类解放运动中,他是一个勇敢的先驱”。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的评价已为历史证明。—而巴金的这种真知灼见恰恰是在鲁迅逝世后的几天中发表的,就格外难能可贵了。散文中的浓烈的情感和深厚的睿智的融合,是优秀散文成功的根本要素。在这方面,巴金更多的还是写一些不起眼的“小人物”,他对他们(她们)倾注了深情,同时又善于从形象、情节、动作、对话中发掘出更具普遍性的深意。《一个车夫》写一个“没有家,没有爱,没有温暖”的十五岁的孩子,在客人的催问下,简要地向雇车人叙述拉车糊口的悲惨生活,当雇车人付车钱时,惊讶地发现,从只有一张“平凡的脸”的孩子的眼里,看不到丝毫媚相和奴态,只看到“骄傲”、“倔强”、“坚定的眼光”,从而“我”赞叹了“在生活的鞭子”下,“用自己的两只手举起生活的担子”的小车夫的人格和精神!这样日常的生活故事,经过作者的开掘,发出了火花,“我”对孩子怜悯的感情也得到了自然而然的升华。另一篇《爱尔克的灯光》更是情理并茂的佳作。巴金1923年离别故乡,1941年第一次重返家园。虽未直接写“人”—“我”心爱的已逝的姐姐,却又无处不写“人”,“人”的感情和命运,“人”的道路和追求。十八年的离情别绪和梦幻渴望,尤其是十八年中巴金饱经时代风雨忧患、尝遍世俗酸甜苦辣、领悟人生价值真谛的种种复杂而丰富的体验和思考,全部巧妙而形象地凝聚在全篇富有象征意义的“灯光”和“路”的描写上。由对善良美丽却不幸早逝的亲人怀念的真情,到饱含亲身感受的、对“长宜子孙”之路的思索,作家的真情是动人的,而作家的顿悟对人们也是具有长远而普遍的启示的:
财产并不“长宜子孙”,倘使不给他们一个生活技能,不向他们指示一条生活道路!“家”这个小圈子只能摧毁年轻心灵的发育成长,倘使不同时让他们睁起眼睛去看广大世界;财富只能毁灭崇高的理想和善良的气质,要是它只消耗在个人的利益上面。(巴金:《爱尔克的灯光》)
“清水芙蓉去雕饰”——
有真心、真情,始有真文。研究作家作品的风骨,必须紧密联系“人”和“文”的复杂关系来论述。一个时期来,文坛不乏将“人”“文”分裂、重“文”轻“人”,由“人”图解“文”的分析法。其实,作家和作品两者的关系虽然既简单又复杂、既明朗又隐秘、既清晰又微妙,而其基本点定然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整体,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们对巴金及其散文也应作如是观。所以,巴金散文的特有风骨,就不仅表现在作品的思想内涵和情感抒发上,也同样表现在行文构思和语言文字上。
巴金多次说过,“写作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这句话主要指的是写作不应雕琢斧凿,编造虚假,而应如“清水出芙蓉”,“风行水上,自然成文。”(顾炎武:《日知录·文章繁简》)巴金一贯主张真心待人、吐露真情、说真话、说心里话。他为人如此,创作散文尤其如此。他的书信、游记、抒情小品、随笔、序跋等,都是有真情要抒发,才执笔为文。他的散文很少凝思积虑、很少精心剪裁、很少谋篇布局。毋庸讳言他的一些散文欠精炼,少含蓄。但是,由于巴金善于倾吐真情,生活和心理都相当丰富,又有文学创作的禀赋、气质、素养和日臻深厚的功力,他的相当一部分散文在行文构思和语言:丈字上获得了可喜的成就,甚至有一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如《鸟的天堂》、《爱尔克的灯光》、《静寂的园子》、《寻梦》、《火》、《<春天里的秋天)序》、《<复仇)序》、《纪念憾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