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寻路中国》心得感悟感想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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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完《寻味中国》给我最大的启发是要忠于自己并且勇敢地说出喜欢或不喜欢，即使对方是从未获得过差评的顶级餐厅，还是油迹斑斑的路边小吃店，我们都可以有自己喜欢的理由。这是小编读《寻路中国》的心得感悟感想，仅供大家阅读参考。
　　读《寻路中国》心得感悟感想一：

　　华裔美国女作家林留清怡在经历数年的中国美食大冒险后，集成了这样一本书——《Serving the people》，繁体版直译成《味人民服務：從小麵攤到五星級餐館的奇妙歷程》，而简体版却似乎别有意味地译成《寻味中国》。不论是笔调还是跨文化观察方式，这本书无疑可作为何伟《寻路中国》的姊妹篇，无非前者从食物入手，后者开车游历体验，何伟是金发碧眼的美国人，而林留清怡却是黄皮肤黑眼睛的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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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张彤禾的拼命代入，林留清怡倒是大大方方地承认这一点，我并不是中国人，我的舌头、我待人处事和观察世界的方式都是美国的。这也许是为何比起《打工女孩》，《寻味中国》读起来更真诚有趣的原因。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因为对这片陌生故土上美食的好奇，她来到中国，从诡异的烹饪学校开始，又到山西面摊和“馅老满”饺子馆，甚至味精工厂的探访，接着到上海外滩的高档餐厅黄浦会实习，最后到寻找完美的小笼包的一趟扬州之旅结束。这几段经历涵盖了各个层次，里面出现了不少和她有过深交的人物：烹饪学校的王主任、面摊老板张师傅、上海美食评论家江礼旸、黄浦会的厨师小韩和老板梁子庚先生，每个人都有他们的传奇经历，有想要去的地方，他们的表达就是浓缩了他们人生的一部分。

　　比如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王主任对所有的事都是一股经验论，“做菜好比开车，学个套路而已，就那么简单”。

　　从农村出来北京打拼的张师傅阴差阳错成了厨师，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做自己老板，能够赚点钱寄回家。

　　报社记者出身的江老师是典型的上海式恃娇恃宠，被各路餐厅请吃饭写软文，这起初让作者感到反感，当她在中国待了那么多年后，好像扭转过来，“终于意识到我不能拿美国那一套道德标准来衡量这里的人和事”。一个收红包的美食评论家也许不是最专业的，但“我很欣赏他对食物和写作那股真挚的热情”。满腔正义感开始打折扣，这才是了解中国的开始。但至少她对自己是诚实的，直言不讳，“吃过的小笼包中，黄浦会的并不是最好的，虽然费了很大功夫，但还是少了点什么。”忠于舌尖的直觉，这应该是美食热爱者最基本的素养，我们没法儿对食物说谎。

　　最喜欢的一节是写上海的“音餐厅”的，一间由日本老板开的创新上海菜馆，每晚由同一位厨师邓师傅烹制食物，老板像在日本一样于玄关迎接客人，属于比较亲民的街坊餐馆。邓师傅也是位传奇人物，少见地有着喝现磨咖啡的习惯，在德国波恩混过几年，回来后四处旅行，又在贵州的馆子里打过工，他做的菜不花哨，但是很踏实，让人安心。

　　林留清怡在这里引用了她认识的一位旅游杂志编辑说过的话，“最好的餐馆和最喜欢的餐馆压根就是两码事”，在这里，就是黄浦会和音餐厅，最好的餐馆可以作为体验，而最喜欢的餐馆才是最常想去的，高高在上的女神终究没有青梅竹马的那份放松自在。菜式简单、摆盘不那么精美，环境不那么精致优雅，这又有什么关系，好吃不就行了。

　　对于“地道”，作者这样写道：我在音餐厅领悟到，对于是否“地道”的看法是相对的，我人在上海，吃着上海厨师做的上海菜，但有些人却认为这不是地道的上海菜。大家口口声声说“地道”二字时，并没有考虑到食物也是与时俱进，无时无刻不在变化，食物反映了起源地，而起源地本身也在变化。

　　这也是自己在很多地方吃东西时感到的疑惑，究竟什么是正宗，究竟为什么非要追求正宗?好吃不就行了么。何况上海菜本身就是个暧昧的概念，是本帮菜呢，还是殖民时期融合各大风味的菜系，还是新派创意菜?谁也没法儿给个定论。当年的名厨梁子庚渐渐变成了个生意人，林留清怡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他难得下一次厨，而且有回把鸡丁炒糊了。很多产业化的餐馆最后都会变成这样，失掉了些许风味，只有严格把控质量的食物。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寻味中国》给我最大的启发是要忠于自己并且勇敢地说出喜欢或不喜欢，即使对方是从未获得过差评的顶级餐厅，还是油迹斑斑的路边小吃店，我们都可以有自己喜欢的理由。

　　读《寻路中国》心得感悟感想二：

　　如果说一两百年前中国在西方人眼里的典型形象是“停滞的帝国”，那么现在大概就趋于另一极端：一个不停快速变化的国度。悖论的是，可能由于生活在其中，或过于热爱速度，中国人自己对这个魔幻现实主义的中国，有时看得还不如外国人清楚。

　　和他的前两本著作《江城》、《甲骨文》一样，彼得•海斯勒在《寻路中国》中贯彻了他一贯的观察中国的态度：接触最普通的中国人，从他们的变化和视角来体会和理解中国社会的变迁。大概也因此，这个精通汉语的美国记者的中文名字取得极其普通：何伟。他似乎有一种本能的平民取向，在他的中国故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名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对的，因为只有普通人的变化最能说明中国是否真的改变了，又是什么样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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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倒并不是基于肤浅恶俗的好奇心，也不是为了对浮躁和怪异的现象进行讥讽，他只是说明了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中独有的特点：不同时代的观念并存在同一个人身上(一个经商成功的京郊农民，对孩子健康问题的反应，竟是把名字改掉);相互矛盾的现象彼此相邻;在看似没有任何变化的表面下事物却已发生了根本改变;很多事物似是而非，人们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却仿佛这根本天经地义。他不是为了谴责和嘲笑，他只是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这个动荡和浮躁的变迁过程中，人们常常必须同时过两种以上不同的生活，正如他所言：“有时候，他们似乎是本能地抓住了两个世界里最糟糕的东西：最糟糕的现代生活，最糟糕的传统观念。”于是整个社会展现出一种既快速前进，又原地踏步甚至倒退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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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确实是惊心动魄的一幕。一切都快速改变的结果，就是人们受一种强烈本能的驱使，不管怎样先干起来再说。虽然地图不断更新，但总是赶不上建设工程，“有时候，人们建设事物的速度，似乎比画出事物的速度还要快”——这是一个重要隐喻：制度和规则常常滞后于发展中的新事物，而人们也似乎越来越不在乎各种社会规范。于是，虽然公司聘用时任何地域歧视都是违法的，但现实中却公然存在，且时有发生。“打左灯，向右转”并不鲜见，而很多事都要打擦边球，其“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

　　正因此，记录现代中国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多年来它那令人敬畏的摧枯拉朽速度已使许多事物和记忆化为尘土，一切瞬息万变，呈现出光怪陆离的景象。很难简单地说这是好是坏——或许是既好又坏。一方面它催迫着人们在急速调整中过一种动荡的生活，并造成了一种蔑视规范的无法无天;但另一方面，它却又显示出无穷的灵活性和惊人的活力。这两面同样令人感到可怕，但却是不同的“可怕”。

　　伴随着这种急于求成心态(说好听点是“分秒必争”的高效率)和惊人活力的，是一种直截了当的做事方式，它和还未文明化的前现代朴实心理结合在一起，时常体现为一种粗俗的坦率。在中国不同城市，他都很不习惯地体验到行人之间的身体接触：不断被人撞着、推着、挤着，人们甚至毫无歉意;但有时，他作为陌生人又受到毫不迟疑的欢迎。农村的风水先生会在别人的葬礼上乐呵呵地发给你一张带有27种工种的名片、招工时人们也毫无礼貌禁忌，常常极尽直白地随意根据兴致和偏见行事、而打工者也毫不避讳地谈论自己最讨厌的东西。在读这本书时，你能隐隐感觉到，作者实际上喜欢这种粗俗的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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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寻路中国》心得感悟感想三：

　　《寻路中国》的书名与副标题(“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十分迷惑人，我将之当作旅游散文买下来，沏好咖啡，将阳光迎进屋内，打算惬意地欣赏一番，然而只翻两页，看到作者何伟把机动车驾驶员理论考试题抄出来的时候，我兴奋而尴尬地笑了，我自己考驾照时也背过、考过。大部分题目匪夷所思地体现出形式主义的精髓。譬如书中提到的一题：如果别的驾驶员停车向你问路，你应该： A)不告诉对方。B)耐心细致地予以回答。C)给他指一条错误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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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是如此写：一下短促的“毕”声，用以引起注意。连续两声“毕-毕”表示愤怒。如果是一阵特别悠长的“毕————”声，那代表着驾驶员遇到交通拥堵了，他已经没有边缝可钻，正巴不得路上所有的人和车统统消失。如果有“毕————————”声回应，说明他们动弹不得。另有一种略带口吃的“—毕—……—毕—”声，代表着驾驶员除了痛苦就再无别的感觉。还有一种事后才摁一下的“——毕”声，这一般是新手们的做法，他们通常反应迟缓，还没来得及摁喇叭，刚出现的状况就已经自行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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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汽车问题紧密相关的是道路问题。作者何伟写本书第一部分“城墙”时，租了一辆本应是越野之用然而却设计成“city special”的切诺基7250，顺着长城遗迹，经国道、省道、乡间小道这些非高速路从北京一路向西驶去。第二部“村庄”，何伟则见证了乡村道路从无到有的过程，这些路几乎全为了将城里人引入乡村，并带来经济繁荣。第三部“工厂”里，何伟开始描述高速公路全面铺开的年代，他顺着浙江的高速公路一路开过去，路旁布满了各类工厂，而他采访的其中一间胸罩调节环厂，正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标本，他笔下那些鲜活的老板、中层技术工人、刚刚出来找工作的未成年女工，撑起了这些经济体。

　　看《寻路中国》时，我沉迷于作者笔下那些中国人、那些最底层人民这十年迅速流变的生活状态，并未注意到“道路”在书中的脉络。掩上书，作者驾车行驶的那些道路开始在脑海中清晰起来。这些仿佛巨型魔术一样铺设出来的城市道路、乡间公路、高速路，将亿万中国人带到不同的地方，将农民的土地与老式生活状态彻底瓦解。这些道路建设的伟岸成绩，由专政者在发展压制一切的观念下，花费巨额资金刺激出来，击垮了中国本来存在的一切其他观念。而中国就是这样继续向前，继续“在路上”。如此一看，书名“Country Driving”真不能再贴切了。

　　极可贵的，本书作者没有武断地将中国整体的险恶发展状态怪罪到任何人头上，他也没有怪罪中国政府。他在具体的生活中发现，如今的可怕状态很难说有一个具体实在的魔怪在作祟，或者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魔怪的组成部分。

　　“村庄”的故事中，魏子淇起初说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他在一开始也的确如任何一个勤恳的农民，勉力经营自己的生活，后来他主动入了党，参与村级政府的议事，因为他知道这个身份会为他的农家乐经营带来实际的好处，他有村委会的支持，于是从银行贷到款扩大经营。“工厂”的故事里，那些温州老板们与官员们在拉关系上的互动，全部主动得没有一丝抱怨，而中华香烟和茅台酒这些礼品的流转，代替现金成为关系结构中的硬通货币。“工厂”这一部分中，何伟还提到了一个希望找到外国媒体曝光不公的生意人，他与一些镇民一样，因为水利工程的修建而被迫搬迁，却没有得到公平的补偿，他相信那个大坝的融资有严重的问题，并与政府做着斗争，但同时他作为一个地板砖销售商，又在搬迁新镇的工地里做生意并获得利益。

　　何伟没有批判他，因为他相信这至少是国人弄清真相与基本问题的起点，而解决问题的动力正是经济。他清晰地指出：“中国需要发展到某个点上，让中产阶级和上层人士都感觉到，这样的体系对他们获得成功已经形成了障碍。不过，这种情形还没有发生，即使在高速公路出口的小城镇里也没有发生，因为他们仅凭着卖几块地板砖也能赚到大钱。”

　　也就是说，人们既觉得不满而抗议，但他们又能想尽办法绕过障碍获得丰厚的利益，所以没有人真的想为真正的改革做些什么，而是在现有的恶魔般的体系内继续钻营着。这种矛盾的漩涡处处可见，譬如造成“喇叭语义系统”的原因——城里人他们一方面振振有词地辩论应该如何行车更文明，另一方面上了路就和别人一样刁钻地冲撞，理由当然充分得很：不野蛮一点，在城里是开不走车的，而野蛮地将车开起来，也是一种胜利。

　　或者人们一方面痛骂政府，另一方面自发地组成了国考的大军。又或者一方面做一个口头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以这种名声博取良好的生活条件。这些情形，为数众多，千篇一律，司空见惯。这种矛盾漩涡令我们失去了洁身自好的可能，毕竟，连出家的地方也都一片乌烟瘴气，和尚一边念经，一边收着香火钱来办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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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何伟描述的这些生动的人，让我觉得我可以更加不相信《新闻联播》，但我也确认了另一样早就在警惕的问题，即我也不能全然相信门户网站的新闻全面负面化。这种负面新闻的排列在当下有令执政者警醒的意义，这些网络编辑们努力地让我们看到官媒之外的真相，这是极可贵的。在官媒把持主要传播渠道的时候，这些门户网站的斗争是抵抗1984状态最有力的武器。

　　而我们自身要做的是，避免每天早晨起床看到这些新闻就觉得自己深陷于一个恶毒的世界。这会让我们忘记了真正经历的生活，忘记去体察事情运行的真正缘由。其中最可怕的，就是忘记我们自己乃是造成这个恶毒世界的一份子。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我们有必要在《寻路中国》的细致观察中对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做一次重新的考量。我仿佛第一次得知我并不是在一片漆黑中行走，而是看清了一些无可救药的肌理，又看到一些被治愈的可能性。也许最好的状态就是，叫嚣者继续叫嚣，愤怒者继续愤怒，反抗者继续反抗，探路者继续探路。我们需要喧嚣的声音，而每一个生活者，必须在喧嚣中心的宁静地带继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