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哲学与诗的论文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将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放置在“诗与哲学之争”的古老语境之中进行审视可以澄清其诗性精神的基本立足点。以下是学习啦小编整理分享的关于哲学与诗的论文的相关文章，欢迎阅读!

　　关于哲学与诗的论文篇一

　　“诗与哲学之争”和文学理论

　　摘 要： 将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放置在“诗与哲学之争”的古老语境之中进行审视可以澄清其诗性精神的基本立足点。早期形式主义者通过“做减法”的思路，既想在哲学与科学的层面上证明“诗”的价值，又想强调“诗”不可逻辑化的本质特性，进而遭遇失败。解构主义和文化政治学采取“做加法”的姿态用文学手段反过来入侵哲学领域，强调“新颖有趣”的同时却不得不面对来自传统意见的强有力反驳，同时也要承担在范式更新和跨学科的时尚活动中的各种责任与风险。当代文学理论中将存在着“自主的诗”与“从属的诗”两种意见的争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诗与哲学之争”将不会终结。

　　关键词： 诗与哲学之争 文学理论 形式主义 解构主义 文化政治

　　一

　　一个幽灵，一个文学理论的幽灵，徘徊在全球文学研究者的头顶。它好似莎士比亚笔下的鬼魂，阴恻恻地教导后人应当做什么[1];又好似海中精灵普罗透斯，“颠来倒去，变化多端”[2]，没有定型;它是预言者，也是总结者，最终又是“实践”本身;它是上帝死后的替代品，却又是在上帝之前就已存在的远古神话。就当前的情况来看，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理论风潮给西方人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但也留下了更多的问题。为什么有人要在“科学”的旗帜之下研究文学?为什么有人又要“解构”哲学，将其还原为“隐喻”与“换喻”……要解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将“文学理论”这一概念和事件整个置于西方思想的历史脉络之中考察。在我看来，这条脉络，就是从《理想国》(或译《王制》)和《伊翁》延续至今的“诗与哲学之争”。苏格拉底时期就“古已有之”的这场战争在二十世纪后半叶随着文学理论的突然兴盛获得了新的语境。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没有比“文学理论”一词更能表现诗与哲学之争的张力了。文学理论既非文学，也不是哲学，而是两者的互动。从字面上说，“文学”毫无疑问是柏拉图所驱逐的“诗人”的领域，而“理论”作为哲学家所过的最高生活方式[3]，与“文学”放在一起，则昭示着将哲学手段运用于诗性话题。这似乎是哲学对文学的胜利，或者用阿瑟·丹托的话说，“哲学对艺术的权力剥夺”[4]。然而就当代西方学界的情况看来，事实上“文学理论”并没能让哲学家满意，而更多受到新一代文学研究者的普遍欢迎。在信息全球化的时代里，无数精于辩证法和文本阐释的批评家正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向全世界的文学爱好者解释为什么“文学理论”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学术领域，甚至是一个建立在文本阐释之上的“公共领域”。这些学者大多受过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乃至哲学的训练，他们的完美主义驱使他们反对一切既定的研究与阐释模式，跨越学科边界，提出种种爆炸性观点以实现库恩所称的“范式转型”[5]。在激进理论家看来，“诠释只有走向极端才有趣。……‘过度诠释’……能促使我们去反思产生这些问题的文化的运行机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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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见解或许会面临来自马克·爱德蒙森的异议。他曾想论证：“近来的文学批评在某些概念及实际进展的怂恿下，以哲学的态度来对待诗人。”而他所给出的最有力证明就是强调文学研究的职业化本身将会带来进一步的哲学化，因为：“我们可以教聪明的学生学德·曼，却几乎不可能教任何人像伍尔芙那样感受事物……批评的核心部分是难以传授的……在把批评转化为学术的时候，哲学的原动力自然得到额外的能量。”[10]爱德蒙森认为只有在无法完全穷尽文本中蕴藏的复杂情感时人们才会退而求其次，求助于哲学化的“文学批评”。然而我认为他将“哲学”的门槛设定得过低了。事实上很难让文学院的学生接受数理逻辑并带领他们阅读亚里士多德最枯燥的《形而上学》和《物理学》;但要让他们理解米勒、巴特勒乃至詹姆逊的主要看法并不困难。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交叉，文学研究毕竟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而诗性的描述和归纳也不同于对概念的分析与反思，如黑格尔所说：“具有思想和概念是一回事，知道符合这些思想和概念的表象、直观、情绪又是一回事。”[11]爱德蒙森看到天才文学家难以被哲学地解读，但按同样的逻辑，用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方式显然也不能穷尽最伟大的哲学思想。特里·伊格尔顿的任何文论著作都不能取代马克思《资本论》的地位，而德·曼也只不过为尼采补充了几个诗歌批评的脚注。总体说来，爱德蒙森提到的那种作为“文学批评”的“哲学”的确非常抽象，看似与传统文学鉴赏方格迥异。但即使如此，这种时髦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范式与真正的哲学之间依然有着很难逾越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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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一种障碍重重的、扭曲的言语”——这是什克洛夫斯基对“诗歌语言”的评价;与之对举的“散文语言”则是“节约、易懂、正确的语言”[14]。这种看法旨在推论出文学作品作为语言造物区别于其他语言造物的“文学性”。与之既相似而又有所不同的是瑞恰兹与“符号语言”相对立的“情感语言”说，这种观点强调文学言语中情感、态度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他最终提到：“抛弃知识和符号性真理之后，诗歌也许会回归其伟大地位。”[15]。布拉格学派的穆卡洛夫斯基则在《标准语言与诗歌语言》一文中，提出诗歌语言的作用在于“前推”，在于对标准语言公式化的有意违反;这种“前推”具有一种结构性的统一，是标准语言的规范和传统“审美原则”之间的张力互补[16]。尽管立场更为缓和，穆卡洛夫斯基语境下的这种“审美原则”与“文学性”或是“情感语言”的诉求一样，所要求的依然是某种相对于日常话语的自律性，它旨在为诗人制定一套异于一般语言规则的规则，而这种诗歌规则也会反过来对一般语言的规则产生互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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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康德以降的自律美学的影响，语言学家制造了“诗歌语言”的概念，使其与日常语言构成对立，试图在语言学体系之中为文学语言开辟一块自主的、“科学的”领地[17]。然而，如学者普拉特所揭示的：“越是对文学在语言学上的自律抱有强烈的信念，人们也就越不需要对文学语言进行语言学的证明，进而也就越不需要‘非诗的’或是‘标准语言’的范畴。”[18]形式主义者们“做减法”的区分方式充其量让我们承认文学语言的确有不同于日常的话语的地方，但若要深究，我们很难从中获得更多的结论。诗歌的神秘内容依然未能在形式主义语言学看似明晰的外壳之下自我绽开。形式主义语言学家试图给予“诗歌语言”一种独立的、甚至是反哺日常话语的地位，这看似好像回答了“诗人到底有什么专业知识”[19]的疑问，但这种被给予的“知识”其实并非文学所独有。语言学方法其实并没起太大作用，最终被用来确定文学独立地位的依然是美学、心理学与“灵感”。穆卡洛夫斯基最终坦言，“应该由诗人按照自己的创作直觉来使用这些方式，除了自己的灵感以外没有任何其他限制，公众舆论则会做出最后裁决。”[20]这就像面对苏格拉底“诗人有何技艺”的诘问，最终伊翁不得不承认只有“灵感”——“神智不清醒”才是诗人行动的源头一样[21]。

　　这种困窘在艾伦·退特的《作为知识的文学》(这个题目蕴涵着强烈的与柏拉图论战的色彩)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作者反对哲学和科学对诗歌的入侵并试图给出诗歌所独有的“知识”。然而，在哲学家看来，苏格拉底追求知识时要求“彻底澄清”，把“仅是主观以为美的和善的东西，与在已完成的澄清中显露出来的美和善本身，通过标准化的方法进行对比”[22]。而退特想要探寻的“知识”并不是通过分析和反思之后所获得的哲学知识，而只是一般的主观经验知识。这种知识不能让诗人区别于其他人，也无法让诗歌语言区别于日常语言。比如，博尔赫斯和鲁迅的作品中的确分别有着“博尔赫斯的潘帕斯高原”和“鲁迅的大禹”这样的知识，但这些知识并不能等同于地理学家与历史学家关于潘帕斯高原和大禹的经过严肃考证的知识。这两种知识本质上不一样，其认识途径也不一样。于是，退特只能走到这一步：“诗的‘兴趣’价值是一种认识价值。在诗里面我们得到的是关于一个完整的客体的知识，这便足够了。”而他想说的其实是接下来这句：“假如理性探讨是文艺批评的唯一方式，那我们必须记住，我们使用那种方式的办法一定会极大地影响我们对诗的体会。”[23]“理性”与“对诗的体会”就此被对立起来了。“诗歌”是非理性、非逻辑的——这才是退特的真正看法，然而我们发现他相对于《伊翁》并未迈出更远的步伐。

　　不难看出，“新批评”其实是在为“诗人”这一特殊群体寻求一种本体论上的合法性，只是这种合法性经受不起来自哲学的穷穷追问。在火药味十足的《诗人对谁负责》一文中，退特反对政治意识形态的钳制，激烈地抨击来自社会的对诗人和诗歌研究者们的压力，并强调“诗人的责任本来很简单，那就是反映人类经验的真实，而不是说明人类的经验应该是什么……诗人对谁负责呢?他对他的良心负责……”[24]而我们可以追问：诗人所反映的是什么“真实”?他与其他人所反映的真实、与哲学家所反映的真实有何不同?诗人的“良心”究竟是什么?这种“良心”与其他人、与哲学家的良心又有何不同?退特没能够、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进而也不能说明诗人和诗歌精神的独特性何在。

　　人们还可以从理论语言的模糊性上来质疑一向标榜“科学”的“新批评”。比如克林斯·布鲁克斯会写下这样的句子：“诗并不以逻辑性结论结束。诗的结尾通过各种方式——命题、隐喻、象征——解决各种张力。诗的整体性是通过戏剧过程而非逻辑的过程得以实现的，它代表各种力量之间的平衡，而非某种格式。”[25]与退特一样，布鲁克斯把“逻辑性”事先排除掉了，那么他接下来的关于诗之内部逻辑结构的论述就很可疑。可以看见，“张力”、“力量”这类含混不清的隐喻被大量使用于论证诗歌的内在机制，但是它并不像物理学上的“力”那样直观，相反，其所表达的情感的真实内容依然需要进一步澄清。但是“力”本身已经是一个不可还原的概念了。在语言的模糊性上漫步，这样的批评离真正的理论思维尚有距离。布鲁克斯毕生试图证明他的批评方式是“科学”的，尽管他和退特同样有着高尚的追求，但我们必须承认他并没有能够自圆其说。 　　“布拉格学派”与“新批评”在哲学和科学的阴影之下开创了一种内部矛盾重重的文学研究方法。可以看到，这些形式主义理论家看似“理论”的做法背后残留着通过否定语言日常用法[26]、进而清除意识形态内容乃至“一切语义负载”[27]的神秘主义洁癖。他们就像处心积虑的伊阿古一样，通过一种表面上抽象、科学的定义与区分来表达对哲学和理性的假意投诚，其真实目的是站在诗学自律的立场上回应来自哲学的诘难。在他们那里，神秘的诗歌精神假装成明晰的哲学精神，进而反对哲学精神。这种做法之后集中体现在“新批评”的文学研究观中：一方面，“新批评”利用来自心理学、符号学、语言学的专业知识作为自己的旁证;另一方面，诗人和批评家们又强调自身必然存在着某种不可被理性所完全解剖的机制、经验或“知识”，与之同时出现的当然就是“态度”、“灵感”、“力量”、“真实”或“良心”等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的词汇，这没能向我们揭示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很显然这里的一切结论都是“做减法”得来的：将一切成熟的、理性的、节制的、日常的成分排除在外，剩下的就被先验规定为天真的、自然的、激情的、超越的成分，而诗人则宣称这些成分全都属于自己。这在哲学家看来构成不了任何论证。柏拉图的诅咒在诗人身上烙下了悖论的印记：渴望在理性的层面获得证明，就首先得抛弃自身的非理性成分，在内容上自证;然而，正是这些非理性成分决定了诗人之为诗人，无论披上什么样的合法性外衣，这些成分本身必定无法得到理性的证实。

　　三

　　试图假装成哲学来自我保护的自律诗学在逻辑层面破产了，而试图在实践层面给出新的尝试的则是符号学-解构主义的文学理论。与“新批评”站在人文主义立场上唱高调的风格不同，在符号学的理论前提之下，传统的个人因素被抽空了。六十年代的法国人更多地通过能指与所指的拆解-重组来解放文本，进而实质上解放读者。如乔纳森·卡勒所声称的：“过去把小说视为摹仿，现在我们把小说看成一种结构，它运用不同的架构世界的模式，使读者明白自己是怎样理解世界的。”[28]传统的阅读旨在获得一种心灵上的感动，结构-解构主义之后的现代阅读则“强调对符号本身的注意”[29]，进而尽可能地寻找字里行间的话语-权力游戏。许多人一度错误地将这种新鲜的智力游戏等同于真正的哲学方法。但是，最纯粹意义上的哲学并不建基在这种游戏品位之上，而是一种建立在热爱智慧基础上的关于价值的严肃追求，它不是什么“科学方法”，而是崇尚理性、沉思与节制的生活方式[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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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德里达源于神话时代的破坏欲望相似，巴特在《作者之死》的开端便强调写作行动的分裂和自我孤立。“写作是对任何声音、任何起因的破坏。”谁的声音呢?是作者的，是在《创世纪》开篇发言的上帝的，也是理性与逻各斯的。相比起哲学家德里达的微言大义，巴特的报章随笔更为直率热辣，用最为直接且具煽动力的方式鼓舞大众接受“自动写作”，这使人想起诵诗的伊翁。他在一些地方说出模仿柏拉图的话：“生活从来就只是抄袭书本，而书本本身也仅仅是一种符号织物、是一种迷茫而又无限远隔的模仿。”[33]我们不难注意到这种反讽话语的威力：“抄袭”、“模仿”这些词语其实是对“柏拉图主义”的刻意误读，“迷茫”又带来“缺少活力”的印象，让人们产生恐慌。相对于德里达的隐喻挖掘工作，巴特的姿态更为激进：他要彻底取缔“声音”的主人——一切具有言说-逻各斯权力的“作者”。胜利者只能是“书写者”和“读者”——古代的广场诵诗人，或者是现代随笔作者和报刊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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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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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哲学固有的僵化风气无法与诗歌精神的自然流动达成一致，只要癫狂和神秘仍然未能得到“逻各斯”层面的有效澄清，那么文学理论作为战场所承担的根源性使命就尚未完成。雷蒙德·巴菲尔德认为：“所谓古老的诗与哲学之争其自身并非诗或者哲学，而是一种诗与哲学同等重要地加入互动的图景描绘，这幅图景旨在领会凡俗与神圣之间的真实情况，诗歌缺少哲学，哲学缺少诗歌，都很难走向这种真实。”[52]哲学与诗歌是每一个健全人类都不可缺少的两种通向自由的途径，事实上它们之间的可调和性应当远远多于排斥性。按照施特劳斯对柏拉图的解读，存在着“自主的”和“从属的”两种诗，哲人统治城邦，需要从属型的诗来施行教化，陶冶人心;而哲人的真正对手——“诗人”——的主要目标就是写出“自主的”的诗。“自主的诗通过诗性地模仿激情而表达激情;它把激情神圣化。另一方面，从属性的诗则帮助人们学会控制激情。”[53]阿兰·布鲁姆也看到：“如果一个诗人分享了哲学立法者的视野，如果这一视野可以灌注于他的诗中，那么苏格拉底就与这个诗人没有任何纷争。”[54]然而，现代的自律诗学正是一种强调摆脱哲学重负、强调非理性与激情的诗学，它必将是古典哲学的敌人。如果要让两者和好，要么将“自主的”诗歌改造为“从属的”(颂诗、宗教诗与讽喻诗)，要么将古典哲学改造为现代哲学尤其是美学。这种冲突将永远进行下去吗?柏拉图学者斯坦利·罗森坦言：“诗与哲学一样，如果两者分离，就有用部分代替全体的危险，或者说有用影像代替原本的危险。柏拉图的对话暗示，争纷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在他看来，似乎保持这种争吵并不是什么坏事。而他接下来这句话尤其值得文学理论研究者们玩味：“相反，如果用黑格尔的概念，争纷消失在创造的话语中，结果诗不像诗、哲学不像哲学，而是哲学的诗。”[55]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就当下的中国文坛而言，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盛行，“作者死了”日益成为一种流行，各种写作摆脱了“人文关怀”的重负，开始了无原则、无立场的意义狂欢。另一方面，各种文化政治学开始崭露头角，追求真实、伟大、崇高、丰富等价值的传统文学研究被指责为“宏大叙事”，而林林总总关注细枝末节的文本实践、文化研究反而成为一种主流。即使如此，西方人能够在进行这样那样的理论游戏的同时回归传统，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询问思想源流。我们却似乎只是“横向移植”，不问其出处……中国学人是否应该静下心来，梳理属于自己的人文传统脉络，追索文艺研究的立身之本呢?这是本文想要进一步提出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如果你爱你父亲，你就得惩罚谋害他的人。”——William Shakespeare，Hamlet，Prince of Denmark，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6.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2]柏拉图著.王双洪译.伊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65.

　　[3]“理论生活方式居于古代生活方式之首，高于政治家、教育家和医生的实践生活方式。……它替少数人打开了真理的大门，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扇门却一直都是关闭的。”——哈贝马斯著.曹卫东，付德根译.后形而上学思想.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39.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4]Arthur C.Danto.The philosophical disenfranchisement of Art.Street，1985：171.

　　[5]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科学哲学概念被提出的“范式”在自然科学界所得到的认同与其在人文学界所受到的重视不成比例，见John R.Searle.Philosophy in a new century.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2003：20.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6]乔纳森·卡勒.为“过度诠释”一辩.斯特凡·科里尼编：王宇根译.诠释与过度诠释.北京：三联书店，2005：119，123.

　　[7]See M.H.Abrams，Doing Things with texts：Essays in Criticism and Critical Theory，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1989：277-279.

　　[8]See John R.Searle，“Literary Theory and Its Discontents”，New Literary History，25(3)，1994：665.

　　[9]“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是哈贝马斯和奥托·阿佩尔等哲学家常用的一个术语。哈贝马斯挪用奥斯汀与塞尔言语行为理论中的Performative(述行)概念，旨在批判后现代主义话语中常见的相对主义谬误。当“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不存在确定性”等反逻辑口号出现时，可以追问：你所说的这句话本身是否是相对的?你说话这件事本身是否是确定的?这样的问题无法回答的原因在于，按照言语行为理论，施行句得以成功实施的前提是说话人必须首先确保这句话本身在逻辑上有效，所以，如果话语的内容本身宣布这句话的有效性无效，那么这句话就是不可能被理解的，也就是无意义的。述行矛盾的揭示更多地让我们理解了语言与理性在“逻各斯”的词源学意义上的同一性，事实上仅仅通过语言活动是永远无法反对理性的。更多的评论，见韩东晖.践言冲突方法与哲学范式的重新奠基.中国社会科学，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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