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近代翻译文学史上的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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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兵兰1由 分享
论文关键词：狂欢化理论 翻译文学 精英文化 大众文化
论文摘要：近代中国正处于民族矛盾尖锐，国家内忧外患的社会变革时期，多重的价值观念叠加，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冲突日益显现．而近代翻译文学的狂欢化现象颠覆了翻译精英文学作品一统天下的局面，提升了翻译大众小说的地位．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给予了这时社会文化特征最合理的阐释．
一、狂欢化理论
狂欢化诗学是巴赫金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结合拉伯雷的创作，探讨了人类的笑文化和民间狂欢文化现象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他沿着欧洲文学发展的足迹，考察了狂欢化文化现象对诗学演变的影响。从欧洲诗学理论的发展传统来看，亚里士多德倡导的以理性、规范为主导的诗学理论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根据这一理论，诗学归入一种严格规范性的范畴，审美趣味、文学语言、写作文体和创作风格均有“高雅”与“低俗”之分。在这里，“高雅”部分自然被奉为正宗，拥有绝对权威。笑文学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俗文学。巴赫金的狂欢化文学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向传统的诗学体系挑战，是要颠覆旧的诗学理论，为传统的高雅体裁“脱冕”，而替所谓的低俗体裁“加冕”。该理论的主要内容有：一、重视人类的笑文学。为之正名。二、提倡平等对待一切文学体裁、语言和风格等，否定一切权威性，反对传统诗学理论的美学立场。三、消除诗学研究的封闭性，加大文学内容和形式的开放性，寻求各种纷繁复杂的文学因素的融合。四、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以狂欢化思维方式来颠覆理性化思维结构。五、发掘人类的创造性思维潜力，把人们的思想从显示的压抑中解放出来“。
民间文化素来以其江湖气息而被拒之庙堂文化之外。这种登不得大雅之堂的民间文化，由于巴赫金的刮目相看，而浮出了文艺学的水面。在巴赫金看来，民间文化具有其不可遮蔽的狂欢节文化色彩。民谣口耳相传的传播空间，可以说是一种类似狂欢节的广场空间，它的民间性质，集中了一切非官方的东西，它属于民间老百姓自己的意识形态，按巴赫金的说法：“在充满官方秩序和官方意识形态的世界中仿佛享有‘治外法权’的权力。我们在“狂欢”概念中发现了巴赫金的平民意识和非精英意识，它打破了文学分类中的等级制度，为长期以来被精英理论家和文学史家放逐到边缘地带的被压抑民族的话语写作进入文学的殿堂，铺平了道路。
狂欢化理论以各种逆向、反向、甚至是颠倒的方式来扫荡权威，撕剥伪装，所以“揭示了存在的一种曾经有过的自由的生活方式”，“它扩大了文化史研究的范围，并提供了一种方法，建立了文学与文化之间的牢固联系。”有人视“狂欢”为反对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一股离心力”，是平民大众对神学中“再生”和“创造”概念的比拟。他们认为，“狂欢化”这一概念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对社会转型期文化特征的概括上。”这一阐释不仅使狂欢成了文学与文化珠联壁合的兄弟，而且将意义阐释带到影响探讨的领域，尤其是丰富了有关中国转型期文化特征的解说话语。
在理论家看来，文化狂欢出现在一个民族的文化成型期或一种文化发生重大转折时期，因此它具有最明显的生成性意义。一种文化在其生成和转型期处于无序化状态，同时也处于兼容并蓄的开放状态，社会各构成部分均呈现出不稳定性。巴赫金称这种时期为“伟大转折的时代”，是“对真理重新评价和更替的时代”，这时，“整个生活在一定意义上都具有了狂欢性：官方世界的边界在缩小，它自己失去了严厉和信心，而广场的边界却得以扩展，广场的气氛开始四处弥漫。”
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即是一段充满血和泪的反抗外侮、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史，也是东西方文化全面冲突、交汇，以及中国人民吸取外国进步思想推动本国走向现代化的内涵丰富的文化史。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我国第三次翻译高潮，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超过了前两次。翻译文学在这时期的文学文化系统占主流地位。各种文学的翻译一时之间遍地开花，对处于民族危亡时刻的中国来说，对处于半殖民半封建中国的人民大众来说，狂欢化的翻译文学帮助建立了一种新的价值观，一种新的社会体系。巴赫金“狂欢”理论的颠覆性是这时期的社会文化特征最合理的阐释。本文运用它以解读近代中国翻译史上的这种文化现象，体会翻译文学题材、译法、译语等各方面的狂欢诗学特征。为方便起见，本文把雅文学、经典文学归为精英文化的范畴，而把俗文学、民间文学归为大众文化的范畴。
二、翻译中的精英文学
《现代汉语词典》对精英一词的解释如下：事物最重要、最美好的部分。按照上述定义，曹雪芹是古文学精英、曾国藩是文化精英、孙中山是民族精英、鲁迅是思想精英、李嘉诚是财富精英、徐悲鸿是艺术精英、袁隆平是科技精英。可见，精英的特征是：真实没掺水分的、卓有建树的、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振聋发聩的、与民生休戚相关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众望所归的，精英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结果。
近现代的西方学者把文化从宏观上分为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流行)文化两种表现形式，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分解，其实就是一种精英主义的体现，是一种“统治”阶级的眼光，是站在一定的文化立场上发言的，因为精英和大众是相对的。从最直观的含义上讲，精英文化是少数人的文化，而大众文化是多数人的文化。“物以稀为贵”，有些文化研究者认为精英文化是高雅的艺术，大众文化是粗俗的艺术，也有的认为正好相反，凡此种种。
综观中国翻译史上的三次翻译高潮，我们不难发现，在翻译文学的问题上，很多翻译家认为，翻译文学就是精英文学。大多数翻译家着眼于异国的经典作品，以达到其“以高尚的道德教育人，以高尚的情操鼓舞人”的目的。中国历来重视“文治教化”，通过经典作品起到改良教化民众，巩固或颠覆其意识形态的作用。所以翻译家心目中的隐含读者就是占统治地位的上层社会，即所谓精英人士。
由于社会体制的作用使得生产资料的分配很不平衡，社会上的大部分生产资料被统治阶级所占有，所导致结果是我们的话语权被精英所控制，被利益集团所操纵，它的声音很大，它掌握话语权。精英文化作为知识分子文化的主要表现形态，是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的创造主体，它在中国社会占有十分重要而突出的地位。无论是近代中国的生存、民族的强大，还是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都离不开精英文化的知识支撑、技术运用和观念指导。
早期大规模的佛经翻译与推广正是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的需要而鼎立为之，中国唐朝政府出资建立规模宏大的译场，支持协助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大批传教士与中国人士共同翻译的各类著作都是给当时的封建士大夫看的，其中传教士之一利玛窦更是翻译杰出人才，他脱下西服，换上儒装，走上层路线就是为了更好的接触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士大夫。后汉书云：“里有魁，人有什伍。是魁主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长伍家。以相检察。由此可知，“什”乃官名，即“士也，为十家之长。《说文》训士：“士者，事也。而他千方百计采用的同化顺应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无疑也要合乎他们的口味。
近代翻译史上，我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剧烈时期，旧的价值观念被打破，而新的价值观念还没有完全统一地建立起来，因而多重的价值观念相叠加。体现在文化层面上，精英文化有其固有的坚守者。精英文化注重精神意义的价值追求，对全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的建构都有着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它们是代表中国的“文化符号”，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而大众文化也有其为数众多的享用者。伟大的翻译家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人民大众的力量，所以林纾及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鲁迅等开始把目光投向劳动阶级，无不是想通过自己的译作唤起民众救亡之心，而更重要的是唤起封建统治阶级的改良之心。由此，普通大众才有机会接触异国文化，从而出现了翻译史上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并存的狂欢现象。
论文摘要：近代中国正处于民族矛盾尖锐，国家内忧外患的社会变革时期，多重的价值观念叠加，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冲突日益显现．而近代翻译文学的狂欢化现象颠覆了翻译精英文学作品一统天下的局面，提升了翻译大众小说的地位．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给予了这时社会文化特征最合理的阐释．
一、狂欢化理论
狂欢化诗学是巴赫金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结合拉伯雷的创作，探讨了人类的笑文化和民间狂欢文化现象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他沿着欧洲文学发展的足迹，考察了狂欢化文化现象对诗学演变的影响。从欧洲诗学理论的发展传统来看，亚里士多德倡导的以理性、规范为主导的诗学理论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根据这一理论，诗学归入一种严格规范性的范畴，审美趣味、文学语言、写作文体和创作风格均有“高雅”与“低俗”之分。在这里，“高雅”部分自然被奉为正宗，拥有绝对权威。笑文学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俗文学。巴赫金的狂欢化文学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向传统的诗学体系挑战，是要颠覆旧的诗学理论，为传统的高雅体裁“脱冕”，而替所谓的低俗体裁“加冕”。该理论的主要内容有：一、重视人类的笑文学。为之正名。二、提倡平等对待一切文学体裁、语言和风格等，否定一切权威性，反对传统诗学理论的美学立场。三、消除诗学研究的封闭性，加大文学内容和形式的开放性，寻求各种纷繁复杂的文学因素的融合。四、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以狂欢化思维方式来颠覆理性化思维结构。五、发掘人类的创造性思维潜力，把人们的思想从显示的压抑中解放出来“。
民间文化素来以其江湖气息而被拒之庙堂文化之外。这种登不得大雅之堂的民间文化，由于巴赫金的刮目相看，而浮出了文艺学的水面。在巴赫金看来，民间文化具有其不可遮蔽的狂欢节文化色彩。民谣口耳相传的传播空间，可以说是一种类似狂欢节的广场空间，它的民间性质，集中了一切非官方的东西，它属于民间老百姓自己的意识形态，按巴赫金的说法：“在充满官方秩序和官方意识形态的世界中仿佛享有‘治外法权’的权力。我们在“狂欢”概念中发现了巴赫金的平民意识和非精英意识，它打破了文学分类中的等级制度，为长期以来被精英理论家和文学史家放逐到边缘地带的被压抑民族的话语写作进入文学的殿堂，铺平了道路。
狂欢化理论以各种逆向、反向、甚至是颠倒的方式来扫荡权威，撕剥伪装，所以“揭示了存在的一种曾经有过的自由的生活方式”，“它扩大了文化史研究的范围，并提供了一种方法，建立了文学与文化之间的牢固联系。”有人视“狂欢”为反对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一股离心力”，是平民大众对神学中“再生”和“创造”概念的比拟。他们认为，“狂欢化”这一概念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对社会转型期文化特征的概括上。”这一阐释不仅使狂欢成了文学与文化珠联壁合的兄弟，而且将意义阐释带到影响探讨的领域，尤其是丰富了有关中国转型期文化特征的解说话语。
在理论家看来，文化狂欢出现在一个民族的文化成型期或一种文化发生重大转折时期，因此它具有最明显的生成性意义。一种文化在其生成和转型期处于无序化状态，同时也处于兼容并蓄的开放状态，社会各构成部分均呈现出不稳定性。巴赫金称这种时期为“伟大转折的时代”，是“对真理重新评价和更替的时代”，这时，“整个生活在一定意义上都具有了狂欢性：官方世界的边界在缩小，它自己失去了严厉和信心，而广场的边界却得以扩展，广场的气氛开始四处弥漫。”
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即是一段充满血和泪的反抗外侮、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史，也是东西方文化全面冲突、交汇，以及中国人民吸取外国进步思想推动本国走向现代化的内涵丰富的文化史。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我国第三次翻译高潮，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超过了前两次。翻译文学在这时期的文学文化系统占主流地位。各种文学的翻译一时之间遍地开花，对处于民族危亡时刻的中国来说，对处于半殖民半封建中国的人民大众来说，狂欢化的翻译文学帮助建立了一种新的价值观，一种新的社会体系。巴赫金“狂欢”理论的颠覆性是这时期的社会文化特征最合理的阐释。本文运用它以解读近代中国翻译史上的这种文化现象，体会翻译文学题材、译法、译语等各方面的狂欢诗学特征。为方便起见，本文把雅文学、经典文学归为精英文化的范畴，而把俗文学、民间文学归为大众文化的范畴。
二、翻译中的精英文学
《现代汉语词典》对精英一词的解释如下：事物最重要、最美好的部分。按照上述定义，曹雪芹是古文学精英、曾国藩是文化精英、孙中山是民族精英、鲁迅是思想精英、李嘉诚是财富精英、徐悲鸿是艺术精英、袁隆平是科技精英。可见，精英的特征是：真实没掺水分的、卓有建树的、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振聋发聩的、与民生休戚相关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众望所归的，精英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结果。
近现代的西方学者把文化从宏观上分为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流行)文化两种表现形式，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分解，其实就是一种精英主义的体现，是一种“统治”阶级的眼光，是站在一定的文化立场上发言的，因为精英和大众是相对的。从最直观的含义上讲，精英文化是少数人的文化，而大众文化是多数人的文化。“物以稀为贵”，有些文化研究者认为精英文化是高雅的艺术，大众文化是粗俗的艺术，也有的认为正好相反，凡此种种。
综观中国翻译史上的三次翻译高潮，我们不难发现，在翻译文学的问题上，很多翻译家认为，翻译文学就是精英文学。大多数翻译家着眼于异国的经典作品，以达到其“以高尚的道德教育人，以高尚的情操鼓舞人”的目的。中国历来重视“文治教化”，通过经典作品起到改良教化民众，巩固或颠覆其意识形态的作用。所以翻译家心目中的隐含读者就是占统治地位的上层社会，即所谓精英人士。
由于社会体制的作用使得生产资料的分配很不平衡，社会上的大部分生产资料被统治阶级所占有，所导致结果是我们的话语权被精英所控制，被利益集团所操纵，它的声音很大，它掌握话语权。精英文化作为知识分子文化的主要表现形态，是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的创造主体，它在中国社会占有十分重要而突出的地位。无论是近代中国的生存、民族的强大，还是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都离不开精英文化的知识支撑、技术运用和观念指导。
早期大规模的佛经翻译与推广正是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的需要而鼎立为之，中国唐朝政府出资建立规模宏大的译场，支持协助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大批传教士与中国人士共同翻译的各类著作都是给当时的封建士大夫看的，其中传教士之一利玛窦更是翻译杰出人才，他脱下西服，换上儒装，走上层路线就是为了更好的接触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士大夫。后汉书云：“里有魁，人有什伍。是魁主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长伍家。以相检察。由此可知，“什”乃官名，即“士也，为十家之长。《说文》训士：“士者，事也。而他千方百计采用的同化顺应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无疑也要合乎他们的口味。
近代翻译史上，我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剧烈时期，旧的价值观念被打破，而新的价值观念还没有完全统一地建立起来，因而多重的价值观念相叠加。体现在文化层面上，精英文化有其固有的坚守者。精英文化注重精神意义的价值追求，对全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的建构都有着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它们是代表中国的“文化符号”，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而大众文化也有其为数众多的享用者。伟大的翻译家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人民大众的力量，所以林纾及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鲁迅等开始把目光投向劳动阶级，无不是想通过自己的译作唤起民众救亡之心，而更重要的是唤起封建统治阶级的改良之心。由此，普通大众才有机会接触异国文化，从而出现了翻译史上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并存的狂欢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