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屈原《九歌》对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影响

浅议屈原《九歌》对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影响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屈原辞赋“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的诗歌创作深受其影响。对此，前人已有述及。王夫之《唐诗评选》：“义山诗寓意俱远，以丽句影出，实自《楚辞》来。”吴乔《西昆发微序》：“义山始取法少陵，而晚能规模屈宋……《无题》诗十六篇，托为男女怨慕之辞，而元一直陈本意，不亦风、骚之极致哉!”姚培谦《李义山诗集笺注》注《无题》(八岁偷照镜)：“此首乃追忆之词。逦迤写来，意注末两句。背面春风，何等情思。即‘思公子兮未敢言’(按，此《九歌·湘夫人》句)之意，而词特妍冶。”秦朝釬《消寒诗话》：“义山诗如《无题》、《碧城》、《燕台》等诗，且放空著，即以为如《离骚》之美人香草，犹有味也。”

　　上面引述，主要从总体上概略谈屈原辞赋对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影响。本文特拈出屈原《九歌》的悲剧质素对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影响，略陈管见。

　　一、屈原《九歌》的悲剧本质对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影响

　　《九歌》是朝廷祭歌还是民间祭歌，它的创作年代是早是晚等问题，向有争议。笔者认为，《九歌》乃屈原晚年流放江南时，根据楚之民间祭歌加工创作而成的一组抒情诗。这个问题的界定，对本文所要论述的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只有界定了《九歌》的创作年代和性质，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九歌》的悲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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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歌》所展现的这种悲剧的本质，在李商隐的诗歌尤其是他的爱情诗中有着充分的体现。李商隐年轻时在王屋山之道观与女道士宋华阳相识并坠入爱河，但此事被发现，宋被遣，诗人也被赶下山。诗人为这一刻骨铭心的爱情写了诸多诗篇，包括一些无题诗皆与此相关。这些诗篇无不具有悲剧色彩。《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偷桃窃药事难兼，十二层中锁彩蟾。应是三英同夜赏，玉楼仍是水精帘。”(本文所引用李商隐诗皆选自中华书局1988年版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以下只注篇名)值此月夜良辰，诗人本当与宋氏姊妹同赏明月，这是青年男女追求爱情的“必然要求”，但宋氏姊妹却被玉楼深锁，水晶帘隔，令诗人无缘相见徒劳思念。事发后，在“东风无力百花残”的时节，诗人与宋分别，依依不舍。但他仍寄有希望：“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无题》)。谁知此别竟是永诀，幽期难再，天涯永隔，诗人只能在梦中与情人相会了，梦醒之后他深沉慨叹：“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无题四首》其一)这一美好的爱情就这样给毁灭了。

　　《燕台诗四首》的女主人公是先于洛阳柳枝的李商隐的恋人，可能是某家的养女，与商隐发生恋情后即被一大商人重金买去[3]。由于诗中多楚地及其风物，如“云梦”、“湘川”、“苍梧野”、“楚管蛮弦”等，《燕台诗四首》所受《九歌》之影响殊为明显，尤其“瑶琴愔愔藏楚弄”一句显与《湘君》“吹参差兮谁思?”有相承之处。这四首组诗的悲剧色彩也更为浓郁。诗篇写诗人与女主人公在春天相恋而被迫分离后，便从夏经秋到冬，由中原(河内怀州)而石城(今江陵)，经洞庭湖沿湘江到长沙，千里追寻。恋人则“芳根中断香心死”，“破鬟倭堕凌朝寒”，又被商人挟持匆匆远行。这种千里追寻而元果的悲剧结局与《湘君》湘夫人驾舟北征千里寻夫而不遇的结局何其相似乃尔!所不同者，《湘君》是想象，《燕台诗四首》是写实而已。

　　刘学锴先生说：李商隐“十四首无题诗多写离别相思，而且多数是抒写爱情的失意、幽怨、感伤、幻灭等带有悲剧性的情感内容。”正像《九歌》一样，李商隐的爱情诗也不仅仅表现爱情遭受摧折与毁灭的悲伤，而且表现了主人公对爱情的坚韧与执著，在悲中展现出崇高与美。如《无题》(飒飒东风)的尾联“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一方面是爱情幻灭的强烈悲愤，是屡受挫折后近乎绝望的叹息，但在幻灭、绝望中透露的却是任何阻抑也无法泯灭的春心。“一寸相思一寸灰”的结果不是心如冷却的死灰，而是导致新一轮的春心萌发和更强烈的追求。[4]《燕台诗四首》主人公春夏秋冬一年四季辗转千里的追寻本身就显示了主人公的坚韧与执着，由悲中显示出美来，与湘夫人的千里寻夫具有同样感人的力量。

　　二、《九歌》悲剧表现的比兴象征手法对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影响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九歌》悲剧表现的重要手法是比兴象征。

　　比兴手法是自《诗经》以来中国诗歌的传统表现手法，《楚辞》对《诗经》的比兴手法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为整体的“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这尤其在《离骚》中充分体现。这种“香草美人”的手法为后世许多作家所继承。李商隐的诗也明显继承这种手法。如《无题》：“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十岁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二学弹筝，银甲不曾缷。十四藏六亲，悬知犹未嫁。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古人早已看出此诗“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吴乔《西昆发微》：“(此)才而不遇之意。”联系作者的生平，不难看出这位伤春的少女有着诗人自身的面影，象征其少年才俊而却对前程有着深深的忧虑与茫然。

　　《九歌》作为《楚辞》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有点特别。它是屈原在民间祭歌基础上加工创作而成的抒情诗，所抒写的感情便具有双重性——既有诗中所祭之神的情感又有诗人屈原的情感，所以它运用的比兴象征手法往往也具有双重性。如《湘君》写湘夫人沿湘江北上千里寻夫不遇后写道：“采薜荔兮江中，搴芙蓉兮木末。”朱熹《楚辞集注·九歌》：“此章(按，指“桂棹兮兰枻……恩不甚兮轻绝”一段)比而又比也。盖此篇以求神而不答，比事君之不偶，而此章则以别事(按，指“采薜荔兮江中，搴芙蓉兮木末”)比求神而不答。”朱熹所说的“比而又比”就是双重比喻与象征。第一重是，以“采薜荔兮江中，搴芙蓉兮木末”比求神而不答。薜荔不在水中，芙蓉不在木末，所以到水中采薜荔，到树梢摘芙蓉是缘木求鱼，不可能的事，作者以此来比湘夫人寻夫难遇，以表达她失恋的感伤和悲凄。第二重是，以求神不答来比事君之不偶，寄寓诗人的悲剧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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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此诗含有三层意蕴。第一层即诗的表层，其意是咏嫦娥，嫦娥窃灵药而入月宫，虽高处琼楼玉宇极高洁清净，但碧海青天则十分清冷寂寥，此所“悔”者也。第二层即诗的内层，其意蕴是咏女冠，以嫦娥的寂寞孤独喻女冠的寂寞孤独，表达对女冠的深切同情。第三层即诗的深层，其意蕴是咏诗人，借前两层以喻诗人蔑弃庸俗向往高洁而陷于孤寂的处境与心境。诗中嫦娥、女冠、诗人实三位一体，境类而心通。《重过圣女祠》也有三层意蕴。第一层，写圣女“上清沦落得归迟”的悲剧命运;第二层，以圣女喻女冠;第三层，寄寓诗人自身遭际。[4](第十章)商隐这些诗，与《九歌》相比，运用比兴手法更为深隐，象征有神无迹，非知人论世而无法探其深层含蕴。比兴象征这一手法到李商隐这里达到了炉火纯青乃至登峰造极之境。但其源则是《诗》《骚》，《九歌》的影响功莫大焉。

　　三、《九歌》悲剧的感伤基调对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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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刻意伤春复伤别”，是商隐对杜牧诗的评价，其实正是夫子自道，杜牧诗的伤感远不及商隐的诗。且不说他那些恋情诗、无题诗，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将情人离别时的黯然销魂表现得无以复加。成为离别情诗的千古绝唱，即使他的咏物诗、政治诗也都笼罩着一层如浓雾般的感伤色彩。如咏物诗之《流莺》，冯浩《玉溪生诗笺注》评曰：“通体凄惋，点点杜鹃血泪矣。”刘蕡是晚唐政坛上颇有作为的重要人物，也是李商隐仰慕的政治家，因党争而遭贬。刘蕡被贬而死后，李商隐连续写了四首悼念的诗。其《哭刘蕡》曰：“上帝深宫闭九阍，巫咸不下问衔冤。黄陵别后春涛隔，湓浦书来秋雨翻。只有安仁能作诔，何曾宋玉解招魂?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诗中人物、意象、情调都明显受楚辞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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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九歌》悲剧的神话题材对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影响

　　屈原《九歌》的悲剧是与其运用神话传说作题材分不开的。中国古代的神话大多具有悲剧色彩，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九歌》即是祭祀的乐歌，几乎每篇都包含有一个凄美悲凉的神话传说。“二湘”之娥皇、女英的神话传说众人皆知。无论把舜看作“湘君”、二妃看作“湘夫人”还是把娥皇看作“湘君”、女英看作“湘夫人”，《九歌》“二湘”所源的神话传说都是悲婉动人的。一般认为《山鬼》中的“山鬼”即巫山神女瑶姬，《文选·高唐赋》注引《襄阳耆旧传》：“赤帝女曰瑶姬，未行而卒，葬于巫山之阳，故曰巫山之女。”瑶姬未嫁而卒已是悲剧，卒后与楚襄王未果的爱情也是一个凄美的故事。

　　《九歌》运用神话传说题材的悲剧性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九歌》的悲剧性。李商隐诗歌的悲剧性也与此有关。李商隐诗歌运用神话传说与《九歌》相关者以湘妃与巫山神女最多。如《燕台四首·秋》：“瑶琴愔愔藏楚弄，越罗冷薄金泥重。帘钩鹦鹉夜惊霜，唤起南云绕云梦。”姚培谦《李义山诗集笺注》：“‘瑶琴’四句，恨现前之欢娱有限，用巫山事，所谓‘犹恐相逢是梦中’也。”《燕台四首·冬》：“清溪白石不相望，堂上远甚苍梧野。”显系用“湘妃”典。冯浩《玉溪生诗笺注》评此诗“神味原本楚《骚》”者，殆源于此。《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众中赏我赋高唐，回看屈宋由年辈。”“高唐”即用巫山神女典，下句直接点出与屈宋之关联。与宋玉之关者是《高唐赋》，与屈原之关者定是《山鬼》了。前引《重过圣女祠》“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不仅意境、感伤色彩与《九歌》有关，其暗用之神话故事也与《九歌》有关。程梦星《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一春梦雨’，言其如巫山神女，暮雨朝云，得所欢也。‘尽日灵风’，言其如湘江帝子，北渚秋风，离其偶也。”《无题二首》其二“神女生涯原是梦”之“神女”即巫山神女。姚培谦《李义山诗集笺注》评此诗曰：“重帏自锁，清宵自长，所谓神女小姑，即《楚辞》‘望美人兮南浦’之意。”《银河吹笙》：“不须浪作缑山意，湘瑟秦箫自有情。”“湘瑟”即湘灵鼓瑟，与湘妃的神话也有关系。商隐诗用神话题材与《九歌》联系最明显最密切者当属《楚宫》：

　　湘波如泪色漻漻，楚厉迷魂逐恨遥。

　　枫树夜猿愁自断，女萝山鬼语相邀。

　　空归腐败犹难复，更因腥臊岂易招?

　　但使故乡三户在，彩丝谁惜惧长蛟?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此诗当为大中三年五月诗人由桂管北归经潭州所作，主旨为凭吊屈原。首句暗寓湘妃啼竹之意。颔联化用《山鬼》诗意，“枫树夜猿愁自断”化用“猨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女萝山鬼语相邀”化用“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地为楚地，主旨为吊屈原，诗人很容易想到屈原的作品，“二湘”与《山鬼》的神话题材与悲剧氛围正宜表达商隐此时此地的思想感情，两位相距千年的诗人于此时此地可谓心有灵犀遥相通。

　　五、李商隐诗歌创作接受《九歌》悲剧质素影响的深层原因

　　商隐诗歌创作深受屈原《九歌》悲剧质素的影响，具有深层原因。

　　第一，李商隐与屈原所处的时代有相似点。李商隐生活于大唐商国的晚期，屈原之生平活动也正是楚国的末世。

　　第二，李商隐与屈原的家世具有相似点。李商隐《戏题枢言草阁三十二韵》《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等诗都言自己的家世与李唐皇室有关，据清人张采田与今人刘学锴等考证。李商隐之远祖与李唐皇室乃为同宗，但关系已非常疏远，商隐当是凉武昭王李暠的十五代孙。[4](第一章)这种宗亲关系不可能事实上也没有给李商隐带来任何政治、经济上的实际利益。从影响比较直接的高、曾、祖、父四代近世宗亲来看，虽然都有官职，但大都为州郡僚佐、县令县尉一类州县官吏。到其父李嗣去世后。李家更是“宗绪衰微，簪缨殆竭……泽底名家，翻同单系;山东旧族，不及寒门”(《祭处士房叔父文》)。屈原在《离骚》中说自己为“帝高阳之苗裔”。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原乃“楚之同姓也”。据褚斌杰师的考证，屈原从血统、世系上，属楚公族。然亦非楚王近宗[8]，故自叙为“苗裔”。

　　第三，李商隐与屈原的生平遭际近似。李商隐少怀“凌云一片心”(《初食笋呈座中》)，但仕途坎坷，一生辗转漂泊于幕府，最后郁郁而卒。屈原也是少怀大志，愿为王者师，“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离骚》)虽青年官居高位为王之左徒，但自因制订宪法被同僚谗毁怀王疏远后，又两次被放逐，最后见楚国势已去而含愤投江，葬身鱼腹。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王朝末世，皇族远裔，怀才不遇，酿成两位诗人悲剧的性格和悲剧的人生，虽相距千年而触类心通，思想感情极易产生共鸣，李商隐的诗歌创作深受屈原《九歌》悲剧质素的影响自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