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与郑孝胥二人的交游始末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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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号孤桐，湖南长沙人。早年参加反清革命，曾办《甲寅》杂志，反对袁世凯称帝，段祺瑞执政期间出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提倡读经复古，重刊《甲寅》，反对新文化运动，后退居上海，执律师业，解放后成为毛主席的座上客，曾为两岸和平统一大业奔走。郑孝胥(1860-1938)，字苏戡，福建闽侯人。清光绪五年举人，曾在安徽、广东湖南等地任职，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九一八"事变后，同溥仪赴东北，参与成立伪满州国，沦为汉奸。章士钊比郑孝胥晚生 21 年，所走的人生道路也很不相同，但他们却有一段不寻常的交往。在政治环境错综复杂，文化思潮急剧变化的民国时代，二人的契合与分歧，充分体现了近现代知识分子文化选择的艰难和复杂。笔者据《郑孝胥日记》和章士钊的《甲寅》杂志，并参考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对二人的交游始末略作钩沉。
一、沪上初游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安徽庐江吴氏有两位着名淮军将领：一是出师朝鲜、抗日平乱的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一是两度出海赴台湾的船政大臣、福建巡抚吴赞诚，而郑孝胥和章士钊分别是庐江吴氏这两个家族的乘龙快婿：郑孝胥于光绪五年(1879)九月娶吴赞诚次女吴学芳，章士钊则于 1909 年娶吴长庆的孙女吴弱男为妻。他们各自的姻亲关系，无疑对他们交游圈起着一定的作用，二人能够长期交往，与此并非全无联系。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章士钊的外舅(岳父)吴保初，字彦复，号北山，曾与谭嗣同、陈三立、丁惠康并称"四公子",并与郑孝胥有师弟子之缘。章的老师俞明震(恪士)又是陈散原三立、吴保初的诗友，与郑孝胥也时有唱和，他们都是相当活跃的晚清宋诗派诗人。所以，在这层层关系影响下，章士钊结识郑这位前清名流也不难。吴保初 1913 年正月在上海去世，葬于静安寺公共坟地，郑孝胥曾遣子送了花圈。章士钊与郑孝胥第一次见面却是在其后，据郑孝胥日记[1],本年，在一次宴会上，郑孝胥经昆三介绍与章士钊初次会面。沈昆三乃两江总督沈葆桢之孙，福州人，生于上海，后来成为英美烟草公司的买办资本家。他们初见的详细情形已不可知，之后，章士钊曾持吴保初所藏郑孝胥少时所作《课读浅言》，专程去请郑题跋。1926 年吴若男四十生日，章士钊求郑作诗，郑孝胥有二绝句云：
武壮人豪绝爱才，北山师我晚堪哀。休嗟弱女非男语，亲见河源一脉来。得婿才华信异常，生儿能复继书香。空花容慧勤收拾，试新家庭觅道场。诗中忆及武壮公及吴保初，情辞恳切，亦可见章士钊得以与郑孝胥交往，最初应是缘自长辈情谊的荫护。
沪上初游时期，郑孝胥正栖身于海藏楼里，与陈三立、沈曾植、樊增祥、梁鼎芬、朱祖谋等前清遗老，过着读经咏史、题字作诗的遗民生活，他们结社吟诗，表达对旧时代、旧文化的感伤与留恋。而章士钊却是政治舞台上刚刚崭露头角的新人。其时，袁世凯欲拉拢章士钊，章士钊识破了袁氏的野心，不与合作而被软禁，在宋教仁被刺后，章伺机逃出北京，南下来到上海参加反袁斗争。在政治立场上，章士钊是国民革命的先驱，郑孝胥则不承认民国，二者自然有着根本的差别，但在民国初年复杂的政治文化环境中，这并不妨碍他们的私人交往。郑孝胥和章士钊第一次见面也许并没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但他们性格上的相似点以及叱咤风云的入世精神，应该给彼此都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二次革命失败后，章士钊流亡日本，再后来在护法斗争中四处奔走调停，政治活动频繁。郑、章二人再见面是民国七年二月十六日，其时章参加南北停战会议，寓居上海岑春煊宅。漫长的和谈会议期间，章士钊与康有为接触十分频繁，从其学书，而与郑孝胥似乎比较疏远。据郑孝胥日记，一年半的时间内，他们只不过见了两次面，其中一次就是前面提到的题《课读浅言》事，二人似乎也没什么深谈。章士钊离开上海前，没有去面辞郑孝胥，只是写了一封信，向郑求字。1921 年 2 月章士钊往欧西去游历，寻求治国之道，1922 年 9 月回上海，后又前往北京参加段祺瑞政府事务，二人的交往自此告一段落。
二、李园学诗
与当时其他的"文化遗民"不同，郑孝胥在蛰居期间，始终等待着清室"中兴"的时机，等待着走出海藏楼一展身手的际遇，这一时机在 12 年后姗姗而来。1923 年郑孝胥受命谒见逊帝溥仪，1925 年 2 月 24 日，溥仪在日本人和郑孝胥的策划下逃到了天津张园，郑孝胥成为溥仪的侍讲，自此，他频繁地往返于津沪之间。恰巧，1925 年五、七月间章士钊由于学潮冲击而避居天津。就在这段时期，他们重建联系，二人交往逐渐密切，而后的《四库全书》的影印一事更加深了他们的交情。早在 1917 年初，商务印书馆有意影印《四库全书》，但这个浩大的工程遭遇重重困难，迟迟未决。郑孝胥自 1912 年起在商务任职数年，并出任商务董事会会长，当然一直牵挂着此事。1925 年夏，时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与交通总长叶恭绰，联系商务印书馆，续议影印四库全书，李拔可代表商务，赴京接洽，反复磋商之后，与北洋政府内阁签订了合同。李拔可回上海，对郑孝胥谈印《四库全书》事，提到章士钊、梁鸿志颇出力，郑孝胥日记里有记载，应该是感激在心。不过时隔不久章和叶都辞职了，1926 年 4 月，段祺瑞下台后内阁更是频换，《四库全书》事最终又不了了之。事虽未成，却给了章士钊与郑孝胥亲近交游的契机，于是便有了"李园学诗"之事。
1926 年郑赁居天津广东路，在津活动更加频繁，与章士钊、王庚(字揖唐、逸唐、一堂，合肥人)、曹经沅(字纕衡，绵竹人)等宴会、访问不断。章士钊就是此时开始学作诗的。在京任官时，章士钊碰到求书、酬唱之类的文人雅事势所难免，他也颇苦于自己早年倡言革命，诗书不精，如今赋闲，正好下决心学诗练书。郑孝胥此时已是诗名满天下，他的诗早就汇编成集，名《海藏楼诗集》，在诗界众口传诵，声誉甚隆，人称"闽社诗人光绪初，海藏诗派满江湖".诗人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称":近来诗派，海藏以伉爽，散原以奥衍，学诗者不此则彼矣。"[1](P445)能得到郑孝胥的指点乃至称赏，章士钊自是受宠若惊。1926 年九月十五日，章士钊偕同曹经沅访郑，十六日四人聚于李园，十九日，郑孝胥作五律一首送章、王、曹，即《行严揖唐纕衡次公见和重九诗》：垂老从亡者，知为举世非。诸公胡不弃，异趣或同归。好乱犹难止，当仁孰见机。沉思言外旨，相感入精微。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看来，郑孝胥对自己逆潮流而动的行为是有着清醒认识的，在新文化潮流中，章士钊等思想倾向于保守，这也许就是郑所谓的"异趣或同归".章士钊亦请郑孝胥看诗二首，二十日，又和郑孝胥诗。并在《论近代诗家绝句·郑孝胥》有记曰":吾学诗始于是时"[2].
除了学诗外，章士钊为文事，也曾访郑，如 1926 年四月初一，章士钊访郑孝胥，谈《甲寅》杂志事。《甲寅》1925 年 7 月 18 日复刊，改为周刊。这是与新文化运动对立的一份保守主义文化刊物，章士钊对于这份刊物非常投入，访问郑孝胥是向郑约稿或是征求支持，都是有可能的。翻看《甲寅》周刊的诗录，有一批旧诗人，包括与章士钊过从极密的王赓(逸唐)、曹经沅(纕蘅)，还有叶恭绰、邵次公、王国垣(字辟疆)等，当然，最显赫的还是前清遗老陈宝琛和郑孝胥，他们显然是《甲寅》周刊旧诗的灵魂人物。《甲寅》周刊至 1927 年 4 月 2 日停刊，1927 年冬，一些朋友怂恿章士钊复刊《甲寅》，但章士钊此时的生活渐趋窘迫，复刊困难重重，1928 年4 月，他得助携妻儿赴英游学，因经济压力又于 12 月独自返回。
回国后，章士钊甚是颓唐，与旧友相聚夜饮的机会也大大减少，不过郑、章仍间有互访。至 1930 年初章士钊的生活尚无着落，经常高卧不起，郑孝胥几次来访时他都未起床，在访郑时他甚至表示意欲卖文为生，可见其窘况。这一时期，章士钊曾作《除文》及《和弢庵元旦》《夜起庵》二诗示郑。次日，郑孝胥回访了章，并赠诗一首，题为《人日遗章行严》。在诗中，郑孝胥对章士钊的学行表示嘉许，也对章士钊因顶逆新文化思潮而遭受非议表示同情，同时，对章此时的潦倒境遇、抑郁穷愁，也给予了抚慰，可见基于较为一致的文化立场，二人在交往中情谊日深。章士钊不止一次地写诗赞郑，如"海藏长年才益茂，此老木强出天赐。"(《归自欧洲纕衡见赠长歌依韵奉答》)也对海藏先生的指导铭记在心":吾生好谈政，夙昔废谣吟。忽逢硕师来，嘉训重南鍼。谓与大苏近，受宠殊不任。苦搜苏诗读，契赏亦未深。"(《金州海边读拔可所赠诸家诗集赋此欲寄》)诗中追叙了郑孝胥对自己学诗的影响，对郑称赞他的诗风近苏尤其念念不忘。
三、异途而趋
郑孝胥与章士钊性格上有一大相似点，即狷介，二人特立独行的个性都是出了名的。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掌故：郑孝胥宣统三年到京师，"投刺中朝贵胄，署曰诗人郑孝胥"[3](P182),充分表现出他自命不凡与恃才傲物的性格。黄遵宪在其《己亥续怀人诗》中也称郑"闪电双眸略似嗔，知君龙性未能驯。同游莫学梁园客，自负山膏好骂人。"可见郑孝胥性格狂放不羁的一面。章士钊的性格也堪称独立不羁。
他一生无党，自英国留学归来，主国民党的《民立报》，却倡言"毁党造党"论，与党人发生了龃龉，遭排挤后自办《独立》周报，章士钊后来在五四时期更是逆潮流而行，提倡农业救国论，抨击新文化运动，直落得"士钊之名，儒林所不齿;士钊之文，君子以羞道"[1](P381).章士钊蹉跌之后，干政之心渐渐冷了很多，而郑孝胥则与日本联系越来越密切，加紧了建立"后清"帝国的进程。
1931 年，郑孝胥与王赓、曹经沅等人会于天津，章士钊不在其中，原来是时他已应张学良函邀，赴沈阳任东方大学教授，又开始了新生活。章士钊到东北后，很受优待，不久后被聘为东北大学文学院院长。而让东北当局猝不及防的九一八事变也在不久后发生了，章士钊曾参加东北外交委员会，为张学良出谋划策，但"攘外须先安内"的政策使张学良撤入关内，10 月底章撤回北平后转上海。就在章士钊回沪不多日后，11 月10 日郑孝胥父子伙同日本军人把溥仪秘密偷运出天津，随溥仪到了东北，参与伪满州国事宜。一入关一出关，异途而趋，也显示了二人志行节操的差异。郑孝胥受强烈的功名思想驱使，为了复辟满清，不惜出卖国家与民族，投靠日本军国主义，晚景凄凉而为人所不齿。章士钊一生立场数变，屡屡失意，回上海后执律师业，后来又依附杜月笙门下做清客，受人訾议，但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却能选择正确的政治方向，大节无亏。
1932 年凇沪抗战时期，章士钊加入国难会议，而郑孝胥则出任了伪满州国"国务总理".在天津郑、章二人过从极密时，郑孝胥是否曾想过拉拢章士钊，为"后清"储备人才，就不得而知了。即使郑曾有过暗示，章士钊也会一笑置之吧。在天津酬唱的诗友王逸唐在抗战中沦为汉奸，另一位同僚梁鸿志也下了水，并且曾拉章士钊下水，章坚定地拒绝了，一如当年拒绝袁世凯的拉拢，可见他在大是大非面前一直是站得稳的，这一点，和郑孝胥形成了巨大的反照。郑孝胥早年以诗名满天下，而他自负经世之略，在清季"督办广西边防。既柄兵，骤擢用。顾所自喜者在诗，与人书曰':何意以诗人而为边帅!'"[1](P181)郑孝胥逝后，章在抗战时期曾作诗惜之":诗人边帅不嫌狂，汉箭朝飞事岂常?王道纵知非乐土，后清未必胜宏光。"诗中既追忆了这位"诗人边帅"的桀骜形象，也对他过于追求功利，最终附敌卖国的行径感到深深的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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