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论文发表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自然科学本身就是解释学的事业，科学是不断重构的叙事。下面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推荐的自然科学论文，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自然科学论文篇一

　　20世纪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艰辛历程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摘要： 现代 自然 科学 研究 在我国起步甚晚，1915年，一批年轻学者倡议成立 中国 科学社，发行《科学》杂志，是在这片土地上自主从事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开端。20世纪20年代，中华 医学会的一些学术刊物问世。1928和1929年，先后成立了国家级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1935年，国民党政府通过、建立了博士学位制度，但从未实行。

　　起步甚晚的自然科学研究 工作又受到急功近利、 科技 混谈的政策 影响 ，多次在似曾相识的压力下挣扎。其实，不同时期政策要求的相似性，跨越了意识形态和政权更迭的差异，反映了 历史 文化传统的沉重束缚。

　　1953年朝鲜停战之后，中国第一次有可能在较稳定的 环境中全力从事 经济 建设，当时 工业 部门的研究力量几乎等于零，中国科学院的许多研究所为工业部门解决过大量实际 问题 ，以物理研究所(50年代初曾经称为 应用 物理研究所)为例，它承担过的任务包括：为黑龙江阿城仪表厂解决铝镍钴永磁合金浇铸余料的再利用问题，为鞍山钢铁公司解决延长耐火材料寿命问题，为 建筑部门研究加速水泥凝固的 方法 ，为飞机制造工业研究铝合金相图，为电机业研制单取向和双取向硅钢片等等，这些工作多数都没有 总结 成学术 论文，留下来的完整记录很少。前辈 理论 物 理学 家彭桓武为冶金提出的连续轧钢中的钢锭冷却速度，专门解决了一个热传导问题。这篇文章30多年以后才 发表在庆祝周培源先生80寿辰的文集中，可算是一个特例。总之，当时科学工作者们投身思想改造和经济建设，并没有十分强调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意义。1956年制定的12年科学技术 发展 规划，也没有把基础研究置于特别地位。这是符合当时的国情、国力的。

　　周恩来在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说：“在过去几年中间，我国的各种工作都在开始，我们在 目前 需要和技术工作方面多投一些力量，而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方面注意得比较少，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现在，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但是理论力量的生长，总是要比技术力量的生长慢一些，而理论工作的效果一般也是间接的，不容易一下就看出来。正因为这样，有许多同志现在还有一种近视的倾向，他们不肯在科学研究方面拿出必要的力量，并且经常要求科学家给他们解决比较简单的技术应用和生产操作方面的问题。当然，理论决不可脱离实际，但是目前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于理论研究的忽视。”周恩来曾是何等清醒啊!然而，此后46年间，近视的倾向、简单的要求，何曾稍减。从积极的方面回顾，三年大跃进(1957～1960年)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在外国人和后人看来，近乎荒.唐，却也反映着我们对于工业化、现代化的强烈愿望。毕竟中国科学院的规模是在那些年代奠定的， 电子 学、半导体、自动化、 计算 机的发展是从那时开始的。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经历了支持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我国自然科学，确实到了应当作加大纵深的战备调整的时刻。然而，十年““””(1966～1976年)不仅耽误了时机，还对本来就很薄弱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进行了全面冲击。看一看这后面的“ 社会 舆论”，是颇富教益的。我国理论物理研究在““””期间的经历，正好用以典型地说明传统的理论 实践观的作用。理论物理研究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四个领域，粒子和场、原子核理论、凝聚态和 统计物理、天体和引力。粒子物理研究由于毛泽东主席1964年同坂田昌一谈话中所表现的重视以及与“一分为二” 哲学 命题的关系，得以保存队伍，并以70年代初杨振宁、李政道相继访华和1973年高能物理代表团访美为契机，有所复苏。核物理因为有国际背景和“核参数”任务的要求，基本维持原状，还得以在“工农兵大学生”中要求一定的培养数目。凝聚态和统计物理是四个领域中最接近实际的，却从哈尔滨到广州，全部解散改行。正是因为接近实际，自认为有发言权的批评家也多。中国科学院军代表向越南科委主任介绍物理所情况时说，“从前有一个理论研究室，理论脱离实际的典型，解散了!”与此成为鲜明对照，最为“好高骛远”、“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体和引力理论，在此期间有所壮大。那原因却也是理论 联系实际。我国一些优秀的数学家转入这一领域，对“军宣队”这是联系物理实际，他们仍然可以作一点现代微分几何，同时训练了一些年轻人。工厂技术员到车间当工人，实验物理工作者下厂做技术员，理论物理人员去做实验，数学家来搞理论物理。这发生在“弯曲时空”中的“平移”，使许多人联系了“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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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研究要有国家目标”是堂皇而正确的提法，问题在于由谁来规定这个“国家目标”。一位年轻的 管理干部曾对我说，你现在从事理论生命科学研究就是符合“国家目标”的。他不知道，我早在1985年在非线性科学和复杂性问题中干得正欢时，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关于生物学发展战略的扩大会，此后就开始思考和准备向更为非线性、更为复杂的生命系统作战备进军。从1991年以来，我所在的研究组就不断 学习 生物学基本知识，全力以赴做生物问题，现在其实还没有入门。怎么能做到一旦“国家目标”下达，三年之内就出成果呢?

　　“管理出效益”是搬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领域的另一种错误概念。生产 企业 、工程项目、技术攻关，理应加强管理。而不恰当的“管理”，正在妨碍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根本进步。应当撤销一批管理和评估机构，解放生产力。特别要让大批年轻有为的学者“沉”下去做事，而不是“浮”起来当“官”，去妨碍别人安心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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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和技术不是一回事。只抓技术，不促科学，是竭泽而渔。从科学到技术，从基础到 应用 ，中间需要多少次接力、传递、反馈，有大量的中间环节。应用研究确实是我国目前情况下最需要大量人去做的事情。它决不可能由一个人、一个单位去“一竿子插到底”。只有重视和保护相对少数的基础研究，才能使从事基础到应用到产品的广大中间地带研究和开发的人们，专心致志地工作。几十年来的 经验一再说明，凡是过分强调应用、冲击基础的时期(而这样的时期太多了)、首当其冲的正是最需要人的中间地带，而并不完全是纯基础研究。多数人转去谋求经济效益，少数人撤到更为基础的领域、或者滞留国外，最需要人的中间地带反而成为无人缺人地段，这是我们从建国以来的多次反复中 总结 出来的重要教训，希望在新的世纪，能做得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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