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世说新语》中的文学观念及文学活动(2)

　　二、《世说新语·文学》中的文学创作观
　　1、反对芜杂不裁
　　西晋时代，除左思等少数作家以外。绝大多数作家的作品都是轻浮绮丽，文采繁富，片面追求辞藻的华美。《文心雕龙·明诗》的作者刘勰曾给予批判：“晋世群才，稍人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针对这种不良倾向。当时或稍后的有些文人亦感到不满，如《世说新语·文学》就记载了孙绰的评论，他说：“陆文深而芜。”(第89条)我们姑且不论孙绰本人的创作如何。仅就其上述评论来看，还是能击中当时文坛要害的，道出了诗歌创作中存在的芜杂不裁的不良倾向。
　　2、重独创，反对事事模拟
　　文学的本质之一就在于它的独树一帜、不可重复。魏晋士人很看重创作的独创性。《文学》篇中的许多条材料都反映了创作要注重创新，不要因袭模拟的思想。如第95条：“王东亭到桓公吏，既伏阁下，桓令人窃取其白事，东亭即于阁下更作，无复问一字。”王殉作文不仅不愿重袭他人之文，甚至不愿重袭自己之文。第103条：“桓玄初并西夏，领荆、江二州、二府一国。于时始雪，五处俱贺，五版并人。玄在听事上，版至即答。版后皆粲然成章，不相揉杂。”桓玄不仅创作速度快，而且五篇文章各有特色，并不重复。第79条：“庾仲初作《扬都赋》成，以呈庾亮。亮以亲族之怀，大为其名价，云：‘可三二京，四三都。’
　　于此人人竞写，部下纸为之贵。谢太傅云：‘不得尔，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拟学，而不免俭狭。谢安明确否定了事事拟学不只多余浪费，而且狭隘逼仄，一方面表明其反对当时文坛上单纯模拟的恶习，另一方面也宣告了汉朝兴起的大赋，发展到东晋时代已成强弩之末，甚至走向绝路了。
　　3、重声律
　　在魏晋士人热爱音乐、重视声律的社会大背景下，文人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中也注意到了音律的问题。如《文学》篇中：
　　庾阐始作《扬都赋》，道温、庾云：“温挺义之标，庾作民之望。方响则金声，比德则玉亮。”庾公闻赋成，求看，兼赠贶之。阐更改“望”为“俊”。以“亮”为“润”云。
　　桓宣武命袁彦伯作《北征赋》，既成。公与时贤共看，成嗟叹之。时王殉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写，字足韵，，当佳。”袁即于坐揽笔益云：“感不绝于余心，溯流风而独写。”公谓王日：“当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
　　这两则材料都讲到了文学创作中声韵的问题。第一则材料为第77条，庾阐为避庾亮之讳，将“亮”字改为“润”，而为了与“润”字押韵，又把“望”改为“俊”，说明文人已经自觉注意押韵问题。第二则材料，袁宏作《北征赋》。王珂认为用“写”字韵结尾更好。刘注引《晋阳秋》对此有更详细的记载：“宏尝与王殉、伏滔同侍温坐，温令滔读其赋，至‘致伤于天下’，于此改韵。云：‘此韵所咏，慨深千载。今于天下之后便移韵，于写送之致，如为未尽。滔乃云：‘得益写一句，或当小胜。’桓公语宏：‘卿试思益之。’宏应声而益，王、伏称善。”可见，当时人对于文学作品韵律的认识不仅是押韵了，他们还重视韵律对于文章气势的影响。
　　此外在文学批评中，东晋人也开始注重从声律角度品评作品：如第86条：“孙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范日：‘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孙绰认为自己的《天台赋》优美铿锵，掷地会作金石声，而范荣期则说其金石之声不一定与富商之音调相合。可见魏晋人对于文学作品合于宫商的重视。
　　三、《世说新语·文学》中的文学品评
　　1、诗文品评
　　魏晋时期人物品评之风盛行，文学品评也因之展开，《世说新语》中的品评之风随处可见。尽管是以人物才性品藻为主，但也可窥见文学品评的风貌。如《文学》篇中：孙子荆除妇服，作诗以示王武子。王日：“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
　　孙兴公云：“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
　　简文帝称许掾云：“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孙兴公云：“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
　　或问顾长康：“君《筝赋》何如嵇康《琴赋》?”顾日：“不赏者作后出相遗。深识者亦以高奇见贵。”
　　以上例文依次为第72条、第84条、第85条、第89条、第98条。《世说新语》中的诗文品评或叙述主观感觉，或作形象比喻，或就某方面特点概括言之，或并列诸人进行比较，然后用简洁精练的词语作出归纳性的描写。
　　2、佳句品评
　　在我国的古典诗歌批评中．佳句欣赏的风气流行是比较晚的，这契合了“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晋以还方有佳句’的创作现实情况。同时，早期的诗歌理论，主要着眼于“美刺比兴”，还没注意到对诗歌的欣赏玩味。在文学批评专著中，树名篇、摘佳句的做法，钟嵘《诗品》是比较早的。而在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料中，佳句欣赏的历史，见于记载的，应以《世说新语》为最早。如《文学》篇中：
　　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
　　孙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范日：“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然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
　　羊孚作《雪赞》云：“资清以化，乘气以霏，遇象能鲜．即洁成辉。”桓胤遂以书扇。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
　　以上分别为第76条、第86条、第i00条、第101条。佳句品评这种不见批评的批评方式极具东方人的思维特点，它十分强调读者的整体直觉。古人认为诗歌的意味、妙处往往很难用明确的言词加以解说，最好的方法莫过于让读者直接从原作中领会。《文心雕龙·隐秀》云：“文之英蕤，有秀有隐。”“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批评家必须能“辩秀”，“如欲辩秀，亦惟摘句”。佳句品藻可以直接明确地传达评论者的审美态度和思想观点，还可以引发读者的鉴赏与思索，《世说新语》中的佳句品藻，不仅是南朝摘句之风兴起的反映，同样也成为后代摘句批评模式的范型。
　　唐宋以后。佳句品评大量出现在诗话、词话、曲话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学》篇中还有一个很有名的鉴赏诗句的例子。见于《文学》前之“学”系统部分的第52条。
　　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恩，雨雪霏霏。”公日：“‘舒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这条鉴赏诗句的例子常被后人作为《世说新语》中佳句品评的范例。而《世说新语》的编著者却为何将其置于《文学》的前部分“学”系统?笔者认为，在这里，谢安未认可谢玄所举《小雅》中的《采薇》句，而提出《大雅》中《抑》的两句。可推想谢安之意，更侧重于政治风度之品评，再则《毛诗》属经籍，因此编注者将谢氏之评议视作经学之讨论，而将其纳入“学”之系统中。
　　综上所述，在《世说新语·文学》篇中，我们可以看到“文”与“学”的贯通与区分，以及“文”从“学”中脱胎而来的演变轨迹。由此还可看到中古时期反对芜杂不裁和事事模拟、重声律的文学创作观。《世说新语·文学》还为我们保存了许多诗文品评、佳句品评的史料，这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世说新语》在文学批评史上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