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性散文与散文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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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田1由 分享
张瑞田,1963年生于吉林市。长于国际题材随笔写作,著有《在政治的浪尖上——我对首脑们说》《探险亚马逊》等书,同时发表数十篇文化随笔、散文。书法作品数度参加全国书法展览,并在书画专业媒体发表一百余篇书法评论。2007年至今,在《书法报》开设“瑞田观点”专栏,结集出版《“南斯北张”有关书法的问题》(与斯舜威合著)一书。供职于某文学杂志社。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二十一年前,余秋雨在《收获》杂志开设“文化苦旅”专栏,历时两年,一系列文章极大丰富了当代散文创作,催生出文化散文新说。文章发表的过程,余秋雨还不为更多的人所知,甚至一些读者以为余秋雨是一个文学新人。
我是随着一期期的《收获》,读完了余秋雨一篇篇的文章,转瞬二十一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读余秋雨时的愉快心情。当时,我致书友人,坦陈余秋雨的散文时代即将到来。
我对余秋雨有偏爱,原因很简单,我是学戏剧出身的,当一名曹禺、奥尼尔、易卜生、迪伦马特一样的剧作家,一直是我的远大理想。因此,我也读了具有“南余”之称的戏剧学学者余秋雨的著作,如《艺术创作工程》、《戏剧审美心理学》,尤其是后者,我读了三遍之多。
1990年代初,余秋雨《文化苦旅》单行本历尽波折得以出版,获台湾最佳读书人奖,余秋雨逐渐红起来,一直红到大火熊熊。
文学界与作家们对余秋雨的情感有点复杂,甚至不认为《文化苦旅》是严格意义的散文,对余秋雨本人也不知说什么才好。但,余秋雨是忽略不得的,靠文章可以成为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不是等闲之辈可为。于是,鲁迅文学奖降临到他的头上,文学界不能不以文学的眼光来审视余秋雨。只是这时候的余秋雨完全“做大”,对某些荣誉已熟视无睹了。
时间会澄清许多东西,与1987、1988年拉开一段距离,我们看问题的眼睛似乎会清晰一些、明亮一些。对余秋雨的评价不神化,也不妖魔化了。文学评论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中忱在《日本学论坛》(2001年第1期)发表了《殖民主义冲动与二叶亭的中国之旅》一文,其中谈到了余秋雨《文化苦旅》中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这里真安静》。王中忱说:“……这里还应该提到余秋雨先生收在《文化苦旅》(上海,知识出版社, 1992年3月) 中的《这里真安静》,这篇散文也写到了二叶亭四迷。作者过访新加坡,一位朋友带领他到一个墓地去参观,在那里和二叶亭相遇。二叶亭四迷的墓为什么建在了新加坡? 原来,1903 年离开北京回国后,二叶亭的求职、谋生并不顺遂,好不容易进入朝日新闻社,写作和工作也很不如意,所以,又萌动去海外的念头。1908 年6月,他作为朝日新闻的特派员奔赴俄罗斯,途径中国的大连、哈尔滨等地,曾小做停留。二叶亭的第二次中国之旅,算是旧地重游,但因为日俄战争后,日本已经在中国东北占据优势地位,他的心境也今非昔比了。走在大连街头,‘行人皆我同胞,店头招牌皆我日本方形文字,再也没有人用怀疑军事侦探的奇异目光看我,对谁都可以毫无顾忌的挥手致意,在宽阔的大道上阔步行进,我的喜悦之情无法按捺’。一个殖民地新主人的神态跃然活现于纸上。在俄罗斯,二叶亭工作到1909年2月,身体感到不适,随后病情不断加重,4 月,决定取道欧洲,经伦敦乘日本航船贺茂丸号回日本。5月10日,船在从哥伦坡到新加坡途中,二叶亭四迷病逝。13日,贺茂丸号停靠到新加坡,二叶亭的尸体在当地火化,他的墓也就留在了这里。不过,在日本本土,还有一座二叶亭四迷的墓,那是二叶亭的朋友和东京外国语学校的校友1921年在东京丰岛区染井墓地给他修建的。
余秋雨先生的文章说,在新加坡的这片墓地,他先看到的是日本军人的墓,即二战时期担任日本南洋派遣军总司令的寺内寿一和他数万名战死的部下的墓,然后看到了日本女人的墓,从20 世纪初到二战结束期间到南洋谋生的日本妓女的墓,最后才看到日本文人二叶亭四迷的墓。虽然按照埋葬的年代,可能顺序正好相反,二叶亭是比较早地进入这块墓地的。
在日本军人墓前,余秋雨先生历数寺内寿一等军阀的暴虐,在日本妓女墓前,他表达了对这些不幸女性的同情,也分析了造成她们不幸的历史根源。到了二叶亭四迷的墓前,余秋雨先生首先感到意外,但也产生了一种‘亲切感’,所以,他的文章写到这里,议论和抒情都达到了高潮:
‘……一半军人,一半女人,最边上居高临下,端坐着一位最有年岁的文人。这么一座坟地,还不是寓言么?
二叶亭四迷早早地踞守着这个坟地,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个坟地以后会有这般怪异的拥挤。他更无法设想,多少年后,真正的文人仍然只有他一个,他将永久地固守着寂寞和孤单。
我相信,如果二叶亭四迷地下有灵,他执拗的性格会使他深深地恼怒这个环境。作为日本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员大将,他最为关注的是日本民族的灵魂。他怎么能忍心,日日夜夜逼视着这些来自自己国家的残暴军士和可怜女性。
但是,二叶亭四迷也许并不想因此离开。他有民族自尊心,他要让南洋人知道,本世纪客死外国的日本人,不仅仅只有军人和女人。‘还有我,哪怕只有一个:文人!’
从余秋雨先生的文章得知,对二叶亭,他是有所了解的,但显而易见,国内现有的关于二叶亭的研究和译介,局限了余秋雨先生的知识视野。如果他对这位‘日本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员大将’的另一面,也就是他的‘志士气质’和‘东亚大经纶家’性格有所了解,如果知道二叶亭的大陆志向和经营满蒙的构想,知道他那惊世骇俗的‘胯当政策’,应该是另有一番感慨了吧。”
王中忱感慨地说:“……无论是周一良先生的论文,还是余秋雨先生的随笔,都让我们感到,学术信息闭塞和有关资料的匮乏,未必是造成二叶亭认识盲点的根本症结。……而余秋雨先生的散文,虽然看似个人色彩鲜明,但其实并无创见和洞见,在他那慷慨激昂的议论中,分明可以感受到近些年来颇为流行的所谓文人——知识分子超政治、超意识形态的幻想,看到更早一些年代曾在文艺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万能论的痕迹。仿佛只要是文人,就天然和军人、政治家有清浊之别,如果是现实主义的文学家,那就更天然会是反动军人、政治家的审视者和批判者,天然会是不幸女性的同情者。支撑余秋雨先生那极具煽情色彩的‘寓言’故事和遮蔽人们全面认识二叶亭四迷的视线的,难道主要不是这样一些长期被视为无须质疑和追问的前提?”
王中忱对余秋雨的批评,学理性强,也有历史深度和思想锋芒,是我所见“批余”文字中论据充分、视角独特的论述。
文学评论家张志忠对王中忱的观点保守地认同,他说:“这两点批评,理论上我想是可以成立的,不过具体到余秋雨,或者可以作一些分辨。第一点,对二叶亭的误读,不但是借第二手第三手材料了解二叶亭的余秋雨出了差错,问题的原因首先是在一些研究介绍二叶亭的日本文学研究者那里;连那些专家都所知有限,何况并非专业的日本研究者的余秋雨呢?第二点,超政治、超意识形态和现实主义万能论与中国学者对二叶亭的误读与推崇,显然是有内在联系的,但是,具体到余秋雨,怕也未必,因为没有什么证据,而只是一种推论。不过,王中忱的批评让我们看到事实的真相,看到二叶亭的不为国人所之的另一面,功莫大焉。”
学者的理性和对历史与文学的认知与判断能力,张志忠赞赏王中忱之余,对余秋雨的《这里真安静》推崇倍至。他在《狂戾军乐、凄迷艳曲和庄重美文的三重奏——读余秋雨<这里真安静>》(《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6.3)一文中指出,余氏从这墓地的偏远、凄凉、冷落和被遗忘中,解读出日本军人令人悚然惊心和让人畏惧的民族性格,以及妓女的出卖肉体与日军的屠杀掠夺之间内在动因的深刻同一性。与此同时,还对日本作家给予了完全不同于军人和妓女的另一种评判,从而使这片墓地以及这篇文章,有了一个特别的“三元结构”。不错,《这里真安静》的确是一篇充满了感情要素的文章,正如同张志忠所说:“十余年后重读此文,当年的惊讶感不会复现,但是,文章的感染力犹然存在。这是一篇让人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地轻轻捧读的文字。这里真安静,安静得让我们也情不自禁地放松了脚步……”在王中忱看来,《这里真安静》受了硬伤。那么何以一篇受了硬伤的文章依旧令张志忠“情不自禁地放松了脚步”呢?依我看来,还是余秋雨写文章的“道行”——戏剧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十一年前,余秋雨在《收获》杂志开设“文化苦旅”专栏,历时两年,一系列文章极大丰富了当代散文创作,催生出文化散文新说。文章发表的过程,余秋雨还不为更多的人所知,甚至一些读者以为余秋雨是一个文学新人。
我是随着一期期的《收获》,读完了余秋雨一篇篇的文章,转瞬二十一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读余秋雨时的愉快心情。当时,我致书友人,坦陈余秋雨的散文时代即将到来。
我对余秋雨有偏爱,原因很简单,我是学戏剧出身的,当一名曹禺、奥尼尔、易卜生、迪伦马特一样的剧作家,一直是我的远大理想。因此,我也读了具有“南余”之称的戏剧学学者余秋雨的著作,如《艺术创作工程》、《戏剧审美心理学》,尤其是后者,我读了三遍之多。
1990年代初,余秋雨《文化苦旅》单行本历尽波折得以出版,获台湾最佳读书人奖,余秋雨逐渐红起来,一直红到大火熊熊。
文学界与作家们对余秋雨的情感有点复杂,甚至不认为《文化苦旅》是严格意义的散文,对余秋雨本人也不知说什么才好。但,余秋雨是忽略不得的,靠文章可以成为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不是等闲之辈可为。于是,鲁迅文学奖降临到他的头上,文学界不能不以文学的眼光来审视余秋雨。只是这时候的余秋雨完全“做大”,对某些荣誉已熟视无睹了。
时间会澄清许多东西,与1987、1988年拉开一段距离,我们看问题的眼睛似乎会清晰一些、明亮一些。对余秋雨的评价不神化,也不妖魔化了。文学评论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中忱在《日本学论坛》(2001年第1期)发表了《殖民主义冲动与二叶亭的中国之旅》一文,其中谈到了余秋雨《文化苦旅》中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这里真安静》。王中忱说:“……这里还应该提到余秋雨先生收在《文化苦旅》(上海,知识出版社, 1992年3月) 中的《这里真安静》,这篇散文也写到了二叶亭四迷。作者过访新加坡,一位朋友带领他到一个墓地去参观,在那里和二叶亭相遇。二叶亭四迷的墓为什么建在了新加坡? 原来,1903 年离开北京回国后,二叶亭的求职、谋生并不顺遂,好不容易进入朝日新闻社,写作和工作也很不如意,所以,又萌动去海外的念头。1908 年6月,他作为朝日新闻的特派员奔赴俄罗斯,途径中国的大连、哈尔滨等地,曾小做停留。二叶亭的第二次中国之旅,算是旧地重游,但因为日俄战争后,日本已经在中国东北占据优势地位,他的心境也今非昔比了。走在大连街头,‘行人皆我同胞,店头招牌皆我日本方形文字,再也没有人用怀疑军事侦探的奇异目光看我,对谁都可以毫无顾忌的挥手致意,在宽阔的大道上阔步行进,我的喜悦之情无法按捺’。一个殖民地新主人的神态跃然活现于纸上。在俄罗斯,二叶亭工作到1909年2月,身体感到不适,随后病情不断加重,4 月,决定取道欧洲,经伦敦乘日本航船贺茂丸号回日本。5月10日,船在从哥伦坡到新加坡途中,二叶亭四迷病逝。13日,贺茂丸号停靠到新加坡,二叶亭的尸体在当地火化,他的墓也就留在了这里。不过,在日本本土,还有一座二叶亭四迷的墓,那是二叶亭的朋友和东京外国语学校的校友1921年在东京丰岛区染井墓地给他修建的。
余秋雨先生的文章说,在新加坡的这片墓地,他先看到的是日本军人的墓,即二战时期担任日本南洋派遣军总司令的寺内寿一和他数万名战死的部下的墓,然后看到了日本女人的墓,从20 世纪初到二战结束期间到南洋谋生的日本妓女的墓,最后才看到日本文人二叶亭四迷的墓。虽然按照埋葬的年代,可能顺序正好相反,二叶亭是比较早地进入这块墓地的。
在日本军人墓前,余秋雨先生历数寺内寿一等军阀的暴虐,在日本妓女墓前,他表达了对这些不幸女性的同情,也分析了造成她们不幸的历史根源。到了二叶亭四迷的墓前,余秋雨先生首先感到意外,但也产生了一种‘亲切感’,所以,他的文章写到这里,议论和抒情都达到了高潮:
‘……一半军人,一半女人,最边上居高临下,端坐着一位最有年岁的文人。这么一座坟地,还不是寓言么?
二叶亭四迷早早地踞守着这个坟地,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个坟地以后会有这般怪异的拥挤。他更无法设想,多少年后,真正的文人仍然只有他一个,他将永久地固守着寂寞和孤单。
我相信,如果二叶亭四迷地下有灵,他执拗的性格会使他深深地恼怒这个环境。作为日本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员大将,他最为关注的是日本民族的灵魂。他怎么能忍心,日日夜夜逼视着这些来自自己国家的残暴军士和可怜女性。
但是,二叶亭四迷也许并不想因此离开。他有民族自尊心,他要让南洋人知道,本世纪客死外国的日本人,不仅仅只有军人和女人。‘还有我,哪怕只有一个:文人!’
从余秋雨先生的文章得知,对二叶亭,他是有所了解的,但显而易见,国内现有的关于二叶亭的研究和译介,局限了余秋雨先生的知识视野。如果他对这位‘日本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员大将’的另一面,也就是他的‘志士气质’和‘东亚大经纶家’性格有所了解,如果知道二叶亭的大陆志向和经营满蒙的构想,知道他那惊世骇俗的‘胯当政策’,应该是另有一番感慨了吧。”
王中忱感慨地说:“……无论是周一良先生的论文,还是余秋雨先生的随笔,都让我们感到,学术信息闭塞和有关资料的匮乏,未必是造成二叶亭认识盲点的根本症结。……而余秋雨先生的散文,虽然看似个人色彩鲜明,但其实并无创见和洞见,在他那慷慨激昂的议论中,分明可以感受到近些年来颇为流行的所谓文人——知识分子超政治、超意识形态的幻想,看到更早一些年代曾在文艺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万能论的痕迹。仿佛只要是文人,就天然和军人、政治家有清浊之别,如果是现实主义的文学家,那就更天然会是反动军人、政治家的审视者和批判者,天然会是不幸女性的同情者。支撑余秋雨先生那极具煽情色彩的‘寓言’故事和遮蔽人们全面认识二叶亭四迷的视线的,难道主要不是这样一些长期被视为无须质疑和追问的前提?”
王中忱对余秋雨的批评,学理性强,也有历史深度和思想锋芒,是我所见“批余”文字中论据充分、视角独特的论述。
文学评论家张志忠对王中忱的观点保守地认同,他说:“这两点批评,理论上我想是可以成立的,不过具体到余秋雨,或者可以作一些分辨。第一点,对二叶亭的误读,不但是借第二手第三手材料了解二叶亭的余秋雨出了差错,问题的原因首先是在一些研究介绍二叶亭的日本文学研究者那里;连那些专家都所知有限,何况并非专业的日本研究者的余秋雨呢?第二点,超政治、超意识形态和现实主义万能论与中国学者对二叶亭的误读与推崇,显然是有内在联系的,但是,具体到余秋雨,怕也未必,因为没有什么证据,而只是一种推论。不过,王中忱的批评让我们看到事实的真相,看到二叶亭的不为国人所之的另一面,功莫大焉。”
学者的理性和对历史与文学的认知与判断能力,张志忠赞赏王中忱之余,对余秋雨的《这里真安静》推崇倍至。他在《狂戾军乐、凄迷艳曲和庄重美文的三重奏——读余秋雨<这里真安静>》(《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6.3)一文中指出,余氏从这墓地的偏远、凄凉、冷落和被遗忘中,解读出日本军人令人悚然惊心和让人畏惧的民族性格,以及妓女的出卖肉体与日军的屠杀掠夺之间内在动因的深刻同一性。与此同时,还对日本作家给予了完全不同于军人和妓女的另一种评判,从而使这片墓地以及这篇文章,有了一个特别的“三元结构”。不错,《这里真安静》的确是一篇充满了感情要素的文章,正如同张志忠所说:“十余年后重读此文,当年的惊讶感不会复现,但是,文章的感染力犹然存在。这是一篇让人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地轻轻捧读的文字。这里真安静,安静得让我们也情不自禁地放松了脚步……”在王中忱看来,《这里真安静》受了硬伤。那么何以一篇受了硬伤的文章依旧令张志忠“情不自禁地放松了脚步”呢?依我看来,还是余秋雨写文章的“道行”——戏剧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