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美学思想的一种对比(3)

　　首先，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海德格尔从艺术和美中排除了人或主体的感觉和体验，即排除了审美欣赏和美感，认为艺术享受和体验是“艺术死于其中的因素”(第63页)。由感性的立场来看待美和艺术在他看来完全是一个错误，这错误来自一个传统观点：“物是αισθητον，即，在感性的感官中通过感觉可以感知的东西”(第9页)。该希腊文意思是“感性物”，后来鲍姆加通从中引出“美学”(A sthetik)一词，意即“感性学”。不过海德格尔在这里完全没有切中问题。由感性立场来看待“物”和由感性立场来看待艺术(艺术品)及美并不是一回事。特别是近代以来，洛克的“第二性的质”和哈奇生的“内感官”学说盛行，休谟进一步把感性局限于与外在的“物”无关的主观心理活动，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鉴赏力的学说”并不把艺术和美看作对“物”的“感知”，而是看作与人的道德情感和人性有关。甚至鲍姆加通本人对美的理解最终也不是“感性所认识到的完善”，而是“感性认识本身的完善”。至于海德格尔对传统实体主义和亚里士多德“质料和形式”学说的批评(参看第7—14页)，同样也只是切中了对“物”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而没有切中美学问题。当然，他立足于现象学而对传统的“物”的本体论作了很大的改造：他把本体论变成了美学或“诗化哲学”;但正因此使美学不再是美学，而成了地道的本体论。这种本体论作为美学，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排除感性，所排除的只是感性的人或人的感性。如他说，艺术作品所敞开的是“金属闪烁，颜色发光，声音朗朗可听，词语得以言说。所有这一切得以出现，都是由于作品把自身置回到石头的硕大和沉重、木头的坚硬和韧性、金属的刚硬和光泽、颜色的明暗、声音的音调和词语的命名力量之中”(第30页)。但这一切都只是世界的“质料”，是世界“世界着”的显现。对世界的这种看法已经“返朴归真”到古代最朴素的感受方式上去了，但刻意把人的体验从中抽掉却无疑是现代人的一种做作。难道非要把人的感性隐去才能做到“天人合一”吗?这只说明海德格尔眼中的“人”已经是完全丧失了感性的人，如马克思所描述的被异化了的人：“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无动于中;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9—80页)。但只有马克思，才提出了人和自然通过感性而真正达到的本源的内在同一，这就是在扬弃了异化的情况下，“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本质力量之一的确证，从而，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而自为地存在着那样对我说来存在着，因为对我说来任何一个对象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能感知的程度为限”(同上，第79页)。所以，“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的对象;因为对人说来，直接的感性的自然界直接地就是人的感性(这是同一个说法)，直接地就是对他说来感性地存在着的另一个人;因为他自己的感性，只有通过另一个人，才对他本身说来作为人的感性存在着”(同上，第82页)。在这种意义上，“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同上，第75页)。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统一，意味着人就是整个自然，而不仅仅是自然的“一部分”。因为“全部历史、发展史都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作为人的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所做的准备。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是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的部分”(同上，第82页)。在人类以前的全部自然史都是人类形成的准备和“质料”，在人类之外的整个自然界都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而不仅仅是万物和人的“载体”)：从这个角度看，自然界本身就是大写的“人”，人的主体性就是自然界(或“大地”)本身的主体性。所以，只有通过实践和工业而形成的自然界“才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同上，第81页)。离开了人，自然界如何能够“闪烁发光”、“朗朗可听”?显然，“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音乐对它说来不是对象”(同上，第79页)。

　　其次，正因为上述理由，海德格尔认为艺术作品本身是独立于人的鉴赏的，作品的保存并不在于鉴赏和艺术享受，而在于“保持着意愿的知道”，这种知道“没有剥夺作品的自立性，并没有把作品强行拉入纯然体验的领域，并不把作品贬低为一个体验的激发者的角色……在保存意义上的知道与那种鉴赏家对作品的形式、品质和魅力的鉴赏力相去甚远”(第52页)。虽然艺术行业通过鉴赏家也能把真正的艺术作品流传下来，但“作品的保存作为知道，乃是冷静地置身于作品中发生着的真理的阴森惊人的东西中”(第51页)，它是拒斥美感的。应当说，海德格尔对艺术作品的唯一性、孤独性及其中所包含的“阴森”与“亲切”、遮蔽与敞开的矛盾的揭示(如见第47、50页等处)是很深刻的，特别对于现代艺术来说，传统的艺术趣味已成为平庸的标志，大量具有冲击力的作品都是借助于阴森的拒斥和遮蔽(如布莱希特所谓“陌生化”)来敞开存在者最本己存在的真理的，而且一般说来，只有某种遮蔽才使得敞开澄明成为可能。海德格尔举例说：“色彩闪烁发光而且唯求闪烁。要是我们自作聪明地加以测定，把色彩分解为波长数据，那色彩早就杳无踪迹了。只有当它尚未被揭示、未被解释之际，它才显示自身”，“只有当大地作为本质上不可展开的东西被保持和保护之际，……大地才敞开地澄亮了，才作为大地本身而显现出来”(第31页)。所以对人的艺术感受和体验来说，作品必须表现出大地的“自行锁闭”，必须有所不言、意在言外，才真正是对大地神秘性的敞开。作品或作品中的真理无非就是这种遮蔽和敞开的矛盾的实现。不过，海德格尔在这方面无疑走过头了。他竟认为“真理在本质上即是非真理”，“这种以遮蔽方式的否定属于作为澄明的无蔽”，而且在此轻蔑地排除了“辩证”意义上的理解(第38页)，似乎我们只要一味地去寻求那隐秘、晦涩、迷乱的东西，就是在寻求真理了。其实，艺术作品中的遮蔽、沉默、隐忍、“此时无声胜有声”，无非是艺术家内心澄明的一种表达方式，他体会到了，却说不出，或说出即不是(禅宗所谓“才说一物便不是”);但即使不可言传，毕竟可以“意会”，所以艺术家、作品和读者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有可能是互相通透和透明的、“澄明无蔽”的，这时作品中的“不说”就是艺术家和读者内心中的“说”，作品中的“反说”倒是内心中的“正说”。此外，艺术家也并不是刻意追求隐晦的，他努力追求的是淋漓尽致的表达，只是在表达的极限上，他只能用沉默和隐忍来加以暗示和隐喻罢了。海德格尔故意将艺术家和读者、将现实地创造和欣赏艺术作品的“人”置于他的讨论范围之外，自然看不透艺术作品身上所体现的这种内在的张力，从而造成了对艺术的真精神的真正的“遮蔽”。与海德格尔相反，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也好，人自己的作品和产品也好，原则上都不存在任何阴森隐晦的东西，因为：

　　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所以，在他那里有着关于自己依靠自己本身的诞生、关于自己的产生过程的显而易见的、无可辨驳的证明。既然人和自然界的本质性，亦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此在和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此在，已经具有实践的、感性的、直观的性质，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本质、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本质的问题，亦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本质性的承认的问题，在实践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4页，译文据Kleine o konomische Schriften,in:B u cherei des Marxismus-Leninismus.Band 42.Dietz Verlag GmbH，Berlin.1.Auflage 1955.S.139.有改动。)

　　这就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感性的透明性。而自然界的异己性和陌生性是人自己造成的，也一定会随着人自身的进一步的实践活动而被扬弃，这将导致“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显现和人的存在的新的充实”(同上，第85页)。人的“此在”(Dasein)在与自然界相同一的意义上被理解为一个不断丰富和深入的过程，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挡人自身本质的无限涌现：这就是以艺术为代表的人类“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真精神。

　　最后，海德格尔利用德文dichten兼有的一般的“创作”和特殊的“作诗”这两重含义，而力图把艺术创作归结为诗，把诗归结为语言，把语言引向诗与思(denken)的对话(参看《诗人何为?》，载《林中路》第278、281等页)，最终达到美与真的同一。他也承认，不能把一切艺术都归结为狭义的诗歌(Poesie)，但毕竟认为后者“在整个艺术领域中是占有突出地位的”(第57页)，“狭义上的诗，在根本意义上才是最原始的诗……因为语言保存着诗的原始本质”(第58页)。在这里，他举了建筑、绘画、音乐来作比较，但不知为什么没有提到舞蹈。舞蹈至少应当和诗歌同样地原始。对艺术的这样一种看法并不仅仅表明他受到德国美学传统的影响(如康德、黑格尔都把诗看作最高艺术，但叔本华和尼采则推崇音乐)，而是表明他试图将艺术驱赶上形而上学哲学之途的苦心。他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而不是什么人们交往的“工具”;因此存在是在语言中“在起来”、“道说(sagen)”出来的。真正的道说是诗意的道说，即创造性的道说，这同时也就是真正的“运思”。所以，“唯语言才使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进入敞开领域之中”，“由于语言首度命名存在者，这种命名才把存在者带向词语而显现出来。这一命名指派存在者，使之源于其存在而达于其存在”(第57页)。在这里，海德格尔把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逻各斯主义”发挥到了极致，同时也对其更深刻的内在含义作了创造性的挖掘。他认为，通常把“逻各斯”(Logos)理解为“言说”是不够的，从其希腊文的本义来说，它首先意味着“让看见”;为了让人看见，必须“展示”、“显示”(因而与“现象学”有内在联系)(参看《存在与时间》，第7节);而展示就是“聚集”、“综合”。所以逻各斯意味着把各种成分(语词)“聚集”起来，就像博物馆把各种事物收集在一起展览一样。我们看到，对逻各斯的这种理解正是他对艺术作品的理解的形而上学根据，因为正如艺术家在艺术作品背后隐而不显一样，逻各斯的言说者也被置于括号之中了;正如艺术作品只是“被创造”一样，逻各斯也是“被展示”、“被聚集”。这样，人的主动性变成了人的作品的被动性，而人的作品的被动性则“悬欠”着更高层次上的主动性：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人!

　　但同样的问题再次提出来了：不是人说语言，是谁说语言?在__中，上帝就是“道”;在海德格尔这里，“道”(Logos)是否也意味着上帝呢?我们的确可以看出语言对于人的言说的某种先在性，如果不想把这种先在性轻易归于上帝的话，难道就没有更好、更平实的解释了吗?其实，按照马克思的思路，这一点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当然，马克思没有专门探讨语言问题，但与海德格尔把语言看作“存在的家”类似，马克思也把语言看作“思维本身的要素”和“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这种要素就是“感性的自然界”(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2页)，也就是前述海德格尔所谓世界的“质料”(“闪烁发光”、“朗朗可听”等等)。在另一处马克思说：“精神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质料]的‘纠缠’，物质[质料]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显然，同样把语言看作思想的“质料”，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根本区别却在于，他是从人的感性关系即社会关系来理解这种“质料”的，因为所谓“存在”(马克思加了着重号的“是”)，在他看来无非是“此在”的“在世”，也就意味着人的历史性的社会生活。所以他说：“不仅我的活动的材料[Material，又译“质料”或“物质”]，——甚至思想家在其中活动的语言本身，——是作为社会的产物给与我的，而且我自身的此在(Dasein)也是社会的活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5页，译文据德文本有改动)。换言之，语言之所以是(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来说)“存在的家”，只是由于它不过是“此在在世”的“质料”而已。海德格尔的理解却是颠倒的：作品之所以“使质料出现”，词语之所以“得以言说”(第30页)，或“经由诗人的使用，才成为并保持为词语”(第31页)，是由于它道说了、保存了“存在”，揭示了“让无蔽发生的敞开领域”，所以“敞开领域才在存在者中间使存在者发光和鸣响”(第56页)。这无疑是一条引向神秘主义方向去的思路。海德格尔之所以无法解决艺术作品的本源问题，与这种思路有本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