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曾国藩的伦理思想(2)

　　二、曾国藩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家庭伦理
在家庭伦理思想中，曾国藩把做人的教育看得比做官更为重要，这一点在其提倡淡薄“官”、“财”的伦理思想中体现的淋漓尽致。曾久处官场，耳闻目睹官场如战场，争权夺利，浮沉无常。因此，告诫家人要淡薄官财。虽然读书做官是科举时代一般家庭所梦寐以求的理想，但曾国藩并不热衷，“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始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在家庭伦理中，曾国藩认为对子女不仅仅是只考虑如何抚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怎样教育子女的问题。首要坚持的就是“孝弟”，这是家和之方，也是曾氏家族几代人为之努力奋斗并且做出显著成效的伦理原则。
对“孝”，曾国藩有一番自己的体认和心得。孝，在常人理解不外乎“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但这些在曾看来还不够，他认为还应该在更高层次上即从精神上关心父母，“事亲以得欢心为本”，使父母精神偷悦。要做到“孝”，子女还必须有良好的个人修养以及处理问题的能力，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威望，不使父母连累受辱。由此可见，曾心中的大孝就是显祖、扬名、弗辱、为父母争光。
对弟，曾国藩认为:“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补，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方行，是即我卒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兄友弟恭不能仅仅停留在“爱之欲其富，亲之欲其贵”上，更重要的是兄弟之间要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以期共同进步。他认识到了严格要求，绝不纵容，才是真正的爱。“望之愈殷，则责之愈切”，正是身为长兄曾国藩的治家心得。
在封建社会的家庭生活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家庭伦理加深了代际亲情和际内亲情，使中国的传统家庭具有更强的凝聚力和更多的天伦之乐。曾毕生极重“孝弟”，目的之一就是要用“孝弟”来维系大家庭内部的和睦、团结和稳定，希望曾氏族人对内能保持曾家的荣华富贵，绵延后世，使曾氏家族无颠坠之虞，曾氏兄弟无覆灭之灾;对外退可以自守，进可以干禄，在宦海沉浮中能够相互照应，互相提携，逢凶化吉，趋吉避凶，结成一种势力，同呼吸，共荣辱，同进退，共命运。为了维护家庭内部的和睦和团结，曾一方面时刻誓惕着家庭内部的兄弟之间可能产生的摩擦和矛盾，以防一点点不团结的“火星，’引起“后院大火”，不时给大家敲起警钟。曾在一次家信中警告大家:“近来外侮纷至沓来，余日夜战战兢兢，若有大祸即临头，国潇要谨记自己的言行，不可参与地方事……曾对时局急变的优虑，对自身安危的担心，对家庭命运的恐惧，溢于言表;另一方面又常常关注家人们向外发展时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风险，千方百计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帮助家人避祸消灾。曾对自身、兄弟、家庭，不仅考虑特多，而且很周全。曾国藩在曾氏兄弟成家立业之前，对他们谆谆教导;他们成家立业之后，曾仍不遗余力地要求他们遵守家规家法，并送给他们“俭以养廉，直而能忍，庆流子孙，光大门第”等语作为座右铭。曾教育其子弟及子侄总宜以“勤敬”二字为法，告诫他们“由俭人奢易，由奢返俭难”，一家能勤能敬，虽乱世亦有兴旺气象。
总之，曾把“孝弟”看作是自家的优良传统，传家之宝，并对此发扬光大。他以祖上“孝友传家”的家训为基础，从中华传统文化与湖湘农家文化中汲取类似的营养，经过自己的理解、消化和实践，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以“孝弟”为核心的家庭伦理思想。他既强调父母对子女、兄姊对弟妹要爱抚、关心;更强调子女对父母、弟妹对兄姊要孝顺、尊敬。孝弟是促进兄姊与弟妹、父母与子女情感的一根纽带。在曾国藩看来，要促进人与人关系的融洽，必须先从促进父母与子女、兄姊与弟妹的关系做起，这就是“务本”。
　　（二)社会伦理
“社会伦理”就是指一定历史阶段，基于生活层面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外在的、客观的、整体性的伦理关系，它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等方面。在社会伦理关系方面，曾坚持仁、礼、诚、怒的准则，以及在其中贯彻“严”的原则。他是公正宽厚的上司，恭顺有作为的下级，有定见但好打交道的同事。他惜才重义，对杨载福危急之时救落水女孩和康福这样重义薄利的人才都十分赞赏。他不计前嫌，大力推荐左宗棠，与极富血性，重情重义的儒将彭玉麟之间的友情和对太平天国之中俊才的评价，都显示了曾国藩的品格和高识。
曾认为对待部下“用威不如用礼，用恩不如用仁”，做领导必须有驾驭下属的本事，但不要使用权术，而要用“诚”与“恕”对待他们。“诚”就是以诚相待，是为人的立身之本。曾氏在对待下属方面处处体现“诚”，表现为两“宽”:一是在银钱吃紧的时候，解囊分用，宁愿自己苦一点。二是不与下属争功，打了胜仗，将功劳全部归于部下，遇有保举的事，用最好的奖励来笼络他。当然。“宽”不是没有原则的，在以诚待人的时候，同样要“严”，具体表现是讲是非曲直，凡是部下将士与地方官民发生争执引起诉讼的，如恰在其管辖范围之内，一定要弄清事非曲直，毫不祖护，当惩治要严加惩治。“严”也体现了曾国藩以诚待人，同时运用“礼”的原则要求部下，使湘勇竭诚效忠，遵循敬民爱民的信条。曾也严以律己，曾经对其部下说不往家中带一分军队的银钱。“恕”是孔子最先提出来的，基本内容是要求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对别人要宽恕，对自己要严格，以诚待人，推己及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同治十年正月(1871年)，曾氏已是衰病交加的老者，此时他仍关注部下的军纪。当听到长江水师士卒敲诈勒索的传闻时，二十五日写信给澄、元两弟，在书信中说:“长江水师，外间啧有烦言。或谓遇民间的骨牌者，则以拿赌讹诈。得数千乃肯放民的拉纤，不许在炮船桅上盖过，干预词讼……两弟在省时，亦闻此闲话否?如有所闻请详告我。”从上可看出曾国藩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且对兄弟也严加监督，不姑息他们有违伦理及军纪之事，体现了曾国藩社会伦理中诚与怒的原则。
　　三、曾国藩伦理思想的评价
曾国藩伦理思想的方法和原则，既来源于中国传文化，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新的阐发，并赋予了新的内容，反映了古今中外社会生活中共同或基本的人伦关系及道德要求，其夺人之处仍然熠熠生辉，其中具有普世价值的因素对于当今中国乃至世界伦理关系的建设仍有普遍意义。但是，应该看到，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其伦理思想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落后性和保守性，例如“忠孝”思想当中仍然有愚忠的封建残余存在。
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所带来的经济变动，使得很多人在处理社会关系方面陷于功利主义的倾向。在家庭教育方面，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许多家长重养轻教，重文化知识轻品德教育，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从小养成了小皇帝的意识，以自我为中心，生活奢侈，不懂礼仪，没有修养，甚至骄横蛮野。针对这一现状，批判地继承和发扬曾国藩的伦理思想的合理因素及其成功经验，对于改善现代生活中的人伦关系，缓解现代生活领域的种种问题，对振兴礼仪之邦、民主治国、构建和谐社会均有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