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管理伦理思想(2)

　　二、亚里士多德管理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及其理论特色
　　所谓管理，就是“人们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而对实现该目标的行为过程进行策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的活动”“。亚里士多德的管理思想不仅包括他的“家务管理”，而且包括城邦管理和整个希腊社会城邦之间关系的调节。管理伦理是管理与伦理的结合，是“在管理活动中所形成的伦理关系及其在协调处理这些关系的伦理道德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的总和。其本质就是管理伦理的作用与管理实践的有机结合”。亚里士多德的管理伦理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微观层次就是他的“家务管理”中的管理伦理理论，中观层次则是他的城邦管理过程中所运用的管理伦理理论，宏观层次则是他对整个希腊社会的城邦之间伦理关系调节的理论反思。本文更注重其中观和宏观层次的管理伦理思想和实践。总的说来，亚里士多德的管理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及其理论特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人性假设前提上的“政治人”假设
　　亚里士多德从他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出发，对人的特性作了理论总结，提出了“政治人”假设，为他的管理伦理理论预设了前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的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这就表明，作为劳动者在社会化中必须接受管理和组织，才能适应大生产的需要。只要有社会劳动的地方，就必然有管理。为了提高管理效率，就要不断协调社会实践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如何将管理有效融人生活过程，使每一个被管理者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并能互相协调，这与管理的组织目标、管理方法以及组织文化和工作理念息息相关。激励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达到组织活动的最佳绩效，要求对人要有一个科学的认识，从而制定出符合人的需要的管理模式和激励方式，制定激励人的伦理导向、组织目标、管理方法、组织文化和工作理念。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人”假设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人性中具有的天然的社会性。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他从单个人无法存活于恶劣的社会环境出发，推导城邦虽然在发生程序上后于个人和家庭，但在本性上却优先于个人和家庭，“个人只是城邦的组成部分，每一个隔离的个人都不足以自给其生活，必须共同集合于城邦这个整体”…。他指出，正因为人的本性中的这种合群的性情，使得人具有为整体服务的精神需要，人类在生活上互相依赖，也有乐于社会共同生活的自然性情。二是作为“政治人”的公民与城邦休戚相关。一方面公民是城邦国家的主人，能够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和分享政治权利，管理公共事务；另一方面，公民自己也依赖于城邦国家的保护，为此他们有服从城邦管理的义务。公民既是管理者又是被管理者，同时作为个人的公民还是血缘家庭与城邦国家的联系纽结，使两者的利益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而趋于一致。“政治人”假设必然导致亚里士多德设置的城邦管理目标具有整体主义的价值导向功能，组织目标的整体性成为其管理伦理思想的一个很鲜明的理论特色。
　　2．整体主义的组织管理目标
　　所谓管理目标，就是指个体或群体行为的目的指向和所要实现的结果。在他看来，家务管理作为管理的微观层次，其目标是要使家庭和个人过上优良的生活，家庭所必须的各种物品，不仅要足够当时所需的数量，而且还得有适量的积储，以备日后的应用。这种致富方式和技术不但有益于家庭团体，也有益于城邦团体。…在这里，亚里士多德肯定了人们通过管理来达到个人和家庭追求适度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并认为这样不仅对个人和家庭，而且对城邦国家也一样有利。在城邦和家庭的关系上，他认为两者具有利益的一致性，但城邦的利益优于家庭的利益。首先，个人的物质利益诉求必须通过集体满足的方式实现，每一个隔离的人都不足以自给其生活，必须共同集合于城邦这个整体，才能大家都满足需要…，这就凸显了集体利益的优先性。其次，城邦的利益和荣誉比个人更重要。他说：“一种善或对于个人和对于城邦来说，都是同一的，然而获得和保持城邦的善显然更为重要，更为完满。一个人获得善值得嘉奖，一个城邦获得善却更加荣耀，更为神圣。”…再次，他还认为，政治上的善即是公正，也就是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理解的国家整体利益就是全体公民的利益，公民积极参与城邦管理，使个人与城邦国家的利益具有高度一致性，这是亚里士多德对社会和现实作出的正确的理论判断。基于此，他认为城邦整体功能的发挥，必须要求其社会成员服从这种整体利益至上的价值目标。但同时，亚里士多德也看到，社会上有的人“处于腐败状态而丧失了本性”，如果这种人成为管理者，其无耻贪欲将是城邦秩序安定的毒瘤。他认为，具有整体主义理念的个人和城邦利益高度结合，在政治成为实现人的利益的重要手段的环境中，人的伦理品质的重要性才凸显出来。要维护城邦的正义，使其秩序正常运转，就必须使人的追求目标与城邦的最高目标——善相一致。因此，建构以公正为主要价值的德性主义的组织管理目标，不仅具有深刻的现实依据和社会根源，而且更是其高超的管理智慧的体现。
　　3．德法兼备的管理方法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要实现社会公正，维护共同利益，不仅需要依靠道德的力量节制人们的欲求，而且要“定立完整和良好的法规”“来约束人的不合伦理的行为。他说，幸福的城邦必然是道德上最优良的城邦，因为道德优良就意味着城邦的秩序井然，人们安居乐业。因而，要治理好城邦使其成为优良的城邦，就必须选择品德超凡的人来管理公共事务。他说：“倘使一个人业已具备充分的才能和忠诚两个条件”，也不一定能胜任公职，还需要有善德，因为缺少善德的人中很多是对“自己的私业完全了解，也很自爱，却总不好好料理他的家务”…，这种人在处理公共事务的时候会处处疏失。同时，亚里士多德还认为，公民具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重角色，这要求公民既要有管理者的德性，又要有被管理者的德性，只有城邦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践行公正、节制、勇敢、智慧等道德规范，才能形成人与人之间的互信互助的关系，从而减低城邦管理成本。
　　在强调德治的同时，亚里士多德十分注意法律作为调控手段在城邦治理中的作用。他认为，城邦的管理首先必须要制订优良的法律制度。他认为，凡订有良法而有志于实行善政的城邦就得操心全邦人民生活中的一切善：惠和恶行。…”强调用法律的形式褒奖行善的人，惩戒为恶的人，威慑可能作恶的人，弘扬社会正气。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治与法治是有机统一的。他指出，法律的实际意义就在于促进全邦人民都能进入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对于法律可能存在的不完备地方可以依道；惠精神加以补充。他说，“对于法律所没有周详的地方，让他们遵从法律的原来精神，公正地加以处理和裁决”…”；为了防止管理者违背伦理精神行事，“一切政体都应定立法制并安排它的经济体系，使执政和属官不能假借公职，营求私利。”…‘这种从经济制度安排上对公务员的立法监督，是制约权利腐败的大胆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