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企业经济民主的马克思主义解读(2)

　　
　　三、各国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资本主义企业经济民主的多样化模式
　　
　　资本主义各国在各自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地域、种族、宗教、历史、习俗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治、文化制度，使资本主义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模式。资本主义企业经济民主作为资本主义模式的组成部分之一，更加具体和鲜明地体现出国家上层建筑对其的影响。
　　美国作为移民国家，是一个利益多元的宪政社会，在“个人主义价值观”和“程序理性”思维模式的基础上，工人力量涣散，资本获得了绝对的强势地位，逐渐形成了以资本利益为出发点、以法律为主要方式的劳资协调机制。例如1935年国会通过的《全国劳动关系法》(即《瓦格纳法》)，使得原来是工会与雇主的私人属性的谈判变成了受国家权力控制的公共行为，完成了美国劳资关系法律和制度建设上的一次飞跃。对此，瓦格纳明确表示了推进经济民主的意图：“通过集体谈判而构建的工业民主必将通向人类的自由”。然而，面对工人力量的崛起和工人内部的分化，1947年8月22日，作为《瓦格纳法》修正案的《塔夫脱一哈特莱法》正式生效，该法案又大大减损了工会组织和劳工权利，加强了对工会行为的限制，美国工会运动随之转入低潮。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为基础，美国实施了主要面向技术工人的企业经济民主措施，包括高工资、高福利的“人情感化制度”、“职工民主管理制度”，以及相应的“利润分享计划”等。可见，美国企业经济民主所具有的策略性、外生性、狭窄性等特点，是与美国的地域文化背景相联系的。
　　与美国企业经济民主的特点相反，日本以“家文化”为基础的企业经济民主，包括终身雇佣制度、年功序列制度等，表现出超利润性、内生性和广泛性的特点，这是与日本的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的。儒家文化的集团主义内容是日本“公司是家”理念的基础，强调集体主义、团队精神、和谐统一、整体思维等等。在家文化中，公司的每一名雇员都能找到强烈的归属感，并能以家庭成员的责任感去维护整个公司的利益，进而推进公司的发展。
　　如果说美国和日本的企业经济民主带有更多的历史、文化色彩，那么德国和瑞典的企业经济民主则更多地受到政治思潮和政党制度的影响。德国社会民主党执政期间，以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决贯彻“自由、平等、相助”的基本价值观，表达了明确的经济民主主张，形成了德国独具特色的“共决制”企业经济民主模式。希法亭曾在1927年的党代会上指出：“工会运动的主要原则不再仅仅是在社会政治领域影响国家，而且要为争取企业民主和经济民主而斗争。经济民主是使私人的经济利益服从于社会利益；企业民主是根据个人的能力为每个人提供领导企业的可能性。”瑞典的“雇员投资基金制度”，被称作“劳资合作的样板”，其以国家、工会和雇主联盟之间三方合作为基础的企业经济民主模式享誉世界。瑞典的成就源于左翼政党的长期执政，截止2006年9月，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在瑞典的执政时间累计达65年，被称作西方的“红色政党”和“红色政权”。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在其2001年的党纲中依然明确寅称：“在资本与劳动的冲突中，社会民主党始终代表劳方的利益。社会民主党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始终是资方统治社会和经济之要求的抗衡力量。”“我们致力于建立这样一个经济秩序，这里每个人作为公民、工薪者和消费者都有权利和机会影响生产的方向和生产果实的分配以及劳动生活的组织与条件。它包括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和企业活动。它把对环境的考虑当做对生产的最高要求。它要求劳动生活以对每个人工作的尊重为基础，发挥每个人参与和劳动的积极性，并实现劳动成果的公平分配。它要求人人在做出任何决定时都必须奉行民主的游戏规则。”
　　可见，资本主义企业经济民主的多样性发展，不是其本质的不同，而是由于各国历史、文化、指导理论、政党制度等方面的差异，使其形成的具体表现方式的不同。
　　
　　四、资本主义企业经济民主的实质是资本“专制”的一种新形式
　　
　　以科技革命为物质基础的资本主义企业经济民主，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不可能深入到本质的制度层面，而只能是表层的经济运行层面的民主，集中表现为企业管理的民主化。对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马克思早就深刻地指出它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凡是有许多个人进行协作的劳动，过程的联系和统一都必然要表现在一个指挥的意志上，表现在各种与局部劳动无关而与工场全部活动有关的职能上，就像一个乐队要有一个指挥一样。这是一种生产劳动，是每一种结合的生产方式中必须进行的劳动。另一方面，——完全撇开商业部门不说，——凡是建立在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上的生产方式中，都必然会产生这种监督劳动。这种对立越严重，这种监督劳动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这表明，资本主义企业管理除了一般的生产职能外，还为了在对立的生产关系上强制推行资本的意志而附加了特殊的职能。如果说生产的社会化本身把集体的力量引入了生产，客观上表达了民主的要求，那么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基于违背这一客观要求所附加的特殊职能，就只能以“专制”的方式来实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中明确写道：“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二重的，……那末，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资产阶级通常十分喜欢分权制，特别是喜欢代议制，但资本在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这种法典只是对劳动过程实行社会调节，即对大规模协作和使用共同的劳动资料，特别是使用机器所必需的社会调节的一幅资本主义讽刺画。”
　　基于物质利益关系对立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其“专制”的必要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压制工人反抗的需要。“资本家的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一种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因而也是由剥削者和他所剥削的原料之间不可避免的对抗决定的。”二是监督生产资料合理使用的需要。“随着作为他人的财产而同雇佣工人相对立的生产资料的规模的增大，对这些生产资料的合理使用进行监督的必要性也增加了。”三是贯彻资本意志的需要。“雇佣工人的协作只是资本同时使用他们的结果。他们的职能上的联系和他们作为生产总体所形成的统一，存在于他们之外，存在于把他们集合和联结在一起的资本中。因此，他们的劳动的联系，在观念上作为资本家的计划，在实践中作为资本家的权威，作为他人意志——他们的活动必须服从这个意志的目的——的权力，而和他们相对立。”所以，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用来束缚无产阶级的奴隶制，无论在哪里也不象在工厂制度上暴露得这样明显。在这里，一切自由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不见了。……在这里，工厂主是绝对的立法者。他随心所欲地颁布工厂的规则，他爱怎样就怎样修改和补充自己的法规；即使他在这个法规中加上最荒谬的东西，法院还是会对工人说：你们既然自愿地订了这个契约，那你们现在就得履行它……”
　　马克思同时指出，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是本质上的专制性和形式上的变动性的统一。“随着大规模协作的发展，这种专制也发展了自己特有的形式。正如起初当资本家的资本一达到开始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最低限额时，他便摆脱体力劳动一样，现在他把直接和经常监督单个工人和工人小组的职能交给了特种的雇佣工人。正如军队需要军官和军士一样，在同一资本指挥下共同工作的大量工人也需要工业上的军官(经理)和军士(监工)，在劳动过程中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监督工作固定为他们的专职。”资本主义企业经济民主正是这样一种变化的企业管理形式，在根本上依然服从资本的意志，“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管理者，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正象在封建时代，战争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权力是地产的属性一样。”
　　总之，资本主义企业的经济民主，不过是资本“专制”的一种新形式而已。
五、资本主义企业经济民主的启示
　　
　　资本主义企业的经济民主，体现了既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又受制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双重特点，最终表现为资本绝对专制基础上的管理层面的相对民主。资本主义企业经济民主带给我们如下几点启示：
　　第一，企业经济民主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要加快树立推进企业经济民主建设的自觉性。企业经济民主是以技术进步、分工协作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强调生产者主体地位、合作精神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企业经济民主囿于资本绝对专制的局限，不能顺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这种发展要求，在企业的发展中暴露出诸多矛盾和问题，最终必然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自身延续的阻碍力量。我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作为自觉追求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拥有推动社会化生产的制度优势，理应走在企业经济民主制度建设的前沿。
　　第二，资本主义企业经济民主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一种消极扬弃，不能自发地走向社会主义，因此也不能直接照抄照搬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中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两种行动：一种是象共产主义运动这样，建立在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基础上，有阶级觉悟地行动，马克思明确称之为“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另一种是资本主义内部自发的、为不断协调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而被动采取的一些改良行动，我们可称之为“私有财产的消极扬弃”。资本主义企业经济民主，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同样存在为数不多的“积极扬弃”，例如“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和“蒙德拉贡合作制度”等，但前面提到的美、日、德、瑞典等国的企业经济民主模式，显然都是属于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消极扬弃”。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尽管对资本主义企业专制的积极扬弃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多得的“亮点”，但不是根本改变资本主义企业专制的“立足点”。而对资本主义企业专制的消极扬弃，尽管缓慢和反复，但却是人类社会走向未来的“曙光”。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对这种资本主义企业经济民主持肯定、欢迎态度；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企业经济民主作为资本对自身的一种被动改良，其必然不会突破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与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制度存在本质上的差别，不能把资本主义企业经济民主的一些做法，照搬到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中来。
　　第三，资本主义企业经济民主对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和谐的企业劳动关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尽管资本主义企业经济民主与社会主义企业经济民主存在本质上的差别，但资本主义企业经济民主在企业管理层面的有益探索，依然不能为我们所忽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伴随改革的深化，我国当前的企业劳动关系逐渐暴露出一些矛盾，其中尤以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为甚。究其原因，主要是市场改革不到位、法律法规不健全等导致资本力量的过于强势。资本主义企业经济民主，就是西方无产阶级对抗资本专制长期斗争的结果，也是资本在生产社会化过程中为缓和劳资矛盾而采取的策略妥协。资本主义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劳资矛盾与我国当前非公有制企业的劳资对立，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所以，资本主义企业经济民主作为企业管理层面缓和劳资矛盾的一种形式，可以而且应该为我们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