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2)

　　从根源上看，自由主义关联于古希腊智者派、德谟克利特一伊壁鸠鲁主义以及早期斯多葛学派，但自由主义成为主流观念，则是在近代启蒙运动之后，特别是在资产阶级从作为边缘的第三等级一跃而为社会的主流阶级之后。传统的自由主义主要强调基于经济层面的人的政治自由，它所对应的是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在那里，文化及价值观上的多元性诉求其实是潜在的，并且直接服从于经济上的个人主义。但现代社会资本主义本身已基本完成了从早期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政治结构向国家化、社会化以及组织化的盛期资本主义政治结构的转变，也初步完成了从区域资本主义向全球资本主义的转变，因而自由主义更为强调的是经济上的国家干预以及文化价值观上的多元主义。

　　二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现代变迁，与马克思主义的介入批判有着直接关系。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正是早期资本主义矛盾冲突尖锐和激化的时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的揭示，已经否定了传统自由主义所预设的经济自由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价值观批判的同时也否定了个人主义价值观，主要表现为马克思对个人主义的政治权力结构及其抽象观念支撑体系的瓦解，通过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分析批判所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出支撑传统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结构。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必然要发生一场革命性变革。马克思特别针对的是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正如苏格拉底对古希腊民主制的批判并不一定历史地导致对民主政治的否定一样，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马克思的诊断与断言是否在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成为现实。实际上，马克思的诊断是一帖治疗资本主义危机的有效药方，并迫使资本主义进行彻底的结构性改革，以渡过马克思所预示的那种剧烈的、具有摧毁效能的社会革命及裂变。整个19世纪后期，是马克思所提示的社会裂变的高风险期，资本主义渡过这一高风险期，更主要的是借助于一种帝国主义式的危机转移方式。历史地看，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乃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矛盾的世界性扩散。在这里，马克思所揭示的有产者与无产者的阶级对立，在全球化的意义上，更多地表现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与非西方不发达社会的国家民族利益的对立，即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对立，也常常是以剥夺、牺牲和消耗不发达国家的利益为前提的。马克思充分估计到了资本主义通过货币力量实现的对全球体系的控制能力，但对来自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革命可能性，马克思曾一度持过于乐观的态度。其实，马克思只是提出了一种极端的革命形式并展示其世界意义，在具体的历史演进中，这样一种革命实际上是以综合性的样式表现出来的。

　　因此，从近代式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向当代社会干预条件下强调文化价值多样性的新自由主义的转变过程，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的介入有着直接关系。与马克思同时代的欧洲社会，正处于启蒙运动以后自由主义之成果时代，在法国有孔多塞、托克维尔、贡斯当、基佐，在德国有歌德、洪堡和席勒，在英国则有亚当·斯密以及后来的斯宾塞、密尔，正是这些人物成就了欧洲古典自由主义的辉煌。这一传统对马克思是有影响的。在马克思那里，表达其革命逻辑的切入点恰恰是自由主义传统，而马克思在青年学生时代以及《莱茵报》时期，主要的政治倾向即是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本身就是从欧洲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中生长出来的。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以及费尔巴哈哲学的吸收、消化与批判，至少对于青年马克思而言，是掺进了相当多的自由主义因素的。但是，时代的变化以及马克思对这一变化的敏锐洞察和批判、对社会历史实践及其思潮的介入及主导，也极大地影响了自由主义传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见证并促成了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衰微。马克思从自由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发生在1844年至1845年，其代表作则是写作于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这些著作宣布的正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破灭，并将整个社会思潮引向了一种更具社会心理与草根意识的社会主义运动。哈耶克的这一判断是有根据的：在1848年之后，“法国的自由主义运动像大多数西欧和中欧地区一样，同民主运动结下了更加密切的同盟关系”，而且，“在这个世纪的下半叶，它在很大程度上被民主运动和新兴的社会主义运动所取代”。此后，按照哈耶克的看法，自由主义已不再像古典时代那样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20世纪前期的政治思潮主要是社会主义与保守主义，并且，“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尤其是在大量知识分子的舆论中，它取代了自由主义作为进步运动的地位”。按照沃勒斯坦及阿布德尔·马莱克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其实是在西方文化最发达的地方即所谓“三个大陆”中思考出来的，因而就出现了两个马克思，一个是“新自由派的、‘科学的’，因而是西方理论家的马克思”，另一个是作为“‘落后人类的’学生、历史主义者和学者马克思”，而第三世界产生出来的“将表达其自己的、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产生出来的那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则被看成是对帝国主义的依附。其实，区别出一个与时代无关的“学者马克思”，并使这一马克思近代化，恰恰也排开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的本质关联。沃勒斯坦同时也赋予了马克思本质的西方性，并且由此在价值上排斥了第三世界通过诉诸马克思主义而获得的独立的民族与国家意义。其实，在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向第三世界开放的，而且，在第三世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必然是基于其民族立场，与帝国主义相抗衡的、有着自己独立的民族意识、人类关怀以及政治理念并要求生成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实际情况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并非是从属于新自由派的散在的思想，而是一种与自由主义传统完全不同的、具有现代意识的新的政治哲学传统。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中生长起来并形成独立性的历史形态。古典自由主义传统有两个基点：经济自由化与宪政自由。古典自由主义一直是在资产阶级范围内探讨问题，与此同时又把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直接看成是整个欧洲乃至于人类的政治观。因而，古典自由主义一方面通过强化政治结构来巩固并享有经济自由化的成果，另一方面又在理论上不断使问题理论化、抽象化乃至于神秘化(在神秘化的意义上再一次试图复活宗教传统)。马克思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形。他不仅要求从经济活动本身进行分析，而且要求对经济活动的分析不能仅限于经济事实，而要考虑这种事实背后的政治关系背景。他开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是要求把握政治与经济活动的内在关联，进而推进实际的社会变革。马克思深刻地洞察到，古典自由主义将经济自由化与宪政自由关联在一起的秘密是维护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合法性，但当时所处时代有产者与无产者的高度分化与尖锐冲突，恰恰就在抽掉这一合法性，并抽掉古典自由主义所设定的人文理想。因此，马克思要求通过实际的革命运动终结资本主义合法性;而且，马克思要求重新判定自由主义。在他看来，本质上只是确定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必然为一种新的共同体主义(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所代替。这同时也涉及价值观的革命。实际上，古典的自由主义包含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传统(欧洲中心主义是普遍主义以及殖民主义的文化政治学基础)，这一传统直接延伸到美国立国的文化传承，即所谓盎格鲁一撒克逊传统(托克维尔所解释的乃是美国缘之于欧洲近代自由主义政治传统的文化基因)。欧洲中心主义其实正是早期资本主义以及全球化初期古典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文化原因。但是，这一时代同时又必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破灭的时代。非西方国家及民族的现代化诉求需要从欧洲的思想中找到一种将西方性与人类性区分开来的思想，并且这～区分从思想立场上是站在弱势国家与民族的利益立场上的。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一种资源。马克思关注欧洲的现代化，但他是将其纳入全球化亦即人类性的视野内考虑问题的。欧洲性在他那里既是肯定的对象，也是批判和扬弃的对象。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直接生成和转换为对弱势国家及民族之现代性诉求的积极支撑与回应。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能够为非西方社会所接受的深刻政治背景。而且，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具有较古典自由主义更为现实的价值。对于大多数在社会底层的、已处于无产者处境的普通民众而言，自由首先是底限生存是否得到满足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连同经典自由主义在内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及制度体系，本身就需要加以彻底改变。因而，马克思所主张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及其共产主义观念，更为切中革命现实的理论需要。较古典自由主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更好地发挥了社会影响与渗透作用。因而，在马克思之后的现代社会里，共同体主义与社会主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具有比自由主义强得多的话语优势。而在当代社会，政治民主逐渐成为人类日益自觉的要求，这样一种状况，显然是与马克思特别强调的人类解放论深刻地关联在一起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上述马克思主义政治传统中生长起来的。这一点对于整体性地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要。1845年之前的马克思，有着自由主义的哲学与政治观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与《论犹太人题》可以从自由主义传统进行解读，而《巴黎手稿》也体现了自由主义的哲学理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长点，也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相契合，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马克思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归并到自由主义传统中。1845年前后的马克思与其说是经历了一种哲学的转变，倒不如说是在形成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观过程中，吸收进了自由主义政治传统的有益成分。这种想法甚至已经酝酿在其前两年的所谓早期著述中。我们知道，《<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主题是揭示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本质，《论犹太人问题》的主题则是揭示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历史性关联，《巴黎手稿》中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相契合的人道主义，恰恰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框架中体现出来的。因此，过度强调马克思本人前后思想的断裂，看起来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剥离掉人道主义传统，实际上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传统完全割裂开来。这种做法，其实只是回应了当代西方社会中自由主义政治传统一度式微的现实。20世纪60年代以前处于盛期态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也在肯定自由主义的有益成分，但同时也在努力追求一种有别于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念的普遍意义。实际上，正是政治哲学统领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且在不同形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构成一种总体的对话平台。60年代以后，哈贝马斯的回撤或“右”转，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面向当代政治哲学复兴的“主动”回应。但在一种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中，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作了过多的消极评价，以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陷入所谓的终结困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由盛转衰，竟然见证着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恰恰是这种转变本身值得深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