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析清末来华传教士对中国人的道德考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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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是中国学校教育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渡时期,当时来华西方新教传教士以《万国公报》等为主要舆论阵地,提出建立以西方教育制度为蓝本的新式学校教育体系的改革方案,从而诱发了清末教育改革运动。因此,我们今天探寻清末中国新学制改革的思想来源时,不应忽视或回避在华新教传教士这一因素。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例析清末来华传教士对中国人的道德考察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例析清末来华传教士对中国人的道德考察全文如下：
内容摘要学习啦在线学习网：明恩溥在他的《中国人的气质》中，认为中国人具有勤俭、孝顺的美德，同时也有公共意识缺失、相互猜疑的性格缺点。综合评估他对中国人的道德观察，笔者认为史密斯的观点由于受到西方主义文化立场和对中国的文化隔膜的影响，有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学习啦在线学习网：传教士 《中国人的气质》 明恩溥 道德考察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近代，清廷没落，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允许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游历布道便是条约中的一部分。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后，为了用基督教化百姓，减少教民冲突和传教布道的阻力，广泛地研究中国历史文化、风俗人情，十分重视对中国人道德性格的考察，并把收集材料汇编成册，寄回国内出版发行，以增加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本文依据的《中国人的气质》这一文本，便是美国基督教传教士明恩溥根据自己的多年观察，对中国人道德观念的一次素描，体现了西方来华传教士评介中国人的典型视角，具有研究意义。
一.明恩溥与《中国人的气质》
1.关于明恩溥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阿瑟?史密斯(中文名明恩溥)1872年受美国公理会派遣来到中国，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史密斯对中国文化有一些了解，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和汉学家之一。正因为对中国文化的熟悉，在华多年的史密斯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 出版过很多有关中国和中美关系的著作，《中国人的气质》就是代表。
2.《中国人的气质》始末
国门大开后，近代来华传教士为传教的需要纷纷开始著书立说，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产生。截止到1890年，在华传教士创办的报刊数量达七十六家之多。[1]传教士以这些报刊为媒介，大量刊登一些反映他们传教经历的著作，其中不少著作成为了外国人了解中国社会的窗口。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读过日文版的《支那人气质》，非常推崇。鲁迅在《“立此存照”(三)》中写道：“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2]
然而，大陆文化界注意到《Chinese Characteristics》这本书却经过了漫长的历程。直到90年代，《Chinese Characteristics》的翻译才有实质性进展。吴湘川、王清淮，张梦阳、王丽娟先后开展翻译工作，笔者依据的文本是由刘云飞父女合译版本。
二.史密斯对中国人的道德考察
纵观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历程，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人的评介经历了由褒到贬，由片面到比较全面、客观的变化过程。《中国人气质》概括了中国人的26种国民气质：面子情结、节俭持家、勤劳刻苦等。这些词语，不少是关于中国人道德褒贬的评述，那么，在史密斯眼里，中国人道德的优和劣各表现在哪里呢?笔者通过仔细阅读文本，试图做出归纳总结。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1.褒扬的道德表现
第一，勤俭。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勤俭，即勤劳、节俭。在史密斯眼里，“节俭”，意味着持家有道，尤其是如何平衡收支。“节俭可以有三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一是控制需求，二是杜绝浪费，再就是尽量的花小钱办大事。无论就这三种方式的哪一种而言，中国人都是非常节俭的。”[3]但史密斯对中国人节俭品格的赞扬又是有保留的，他在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中国人节俭的后果，让西方人难以接受。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而勤劳，又被史密斯定义为“对任何工作都持之以恒的勤勉――即对事情毫不动摇的关注”。[4]并且，他认为中国人不论任何阶层，都在劳动的长度、广度和强度上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勤劳。
第二，孝顺。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孝顺，也是史密斯关注的重点之一。史密斯认为“孝顺的概念主要就是对父母意愿的顺从，就是去满足父母的各种需求和愿望。”[5]他引用各种资料，试图从历史和事实的维度，阐释了中国人以“传宗接代、恪守孝道”为核心的孝道。但他也认为，中国人以祖先膜拜为特征的孝道不仅不针对上帝，而且无法通过任何方式让人意识到上帝的存在，有待商榷。
第三，忍耐。
忍耐、坚韧，作为人性格中的优点之一，在史密斯看来，是和中国人另外某些特点密不可分，比如“神经麻木”和“漠视时间”，尤其是“勤劳”。“中华民族的忍耐和坚韧通过勤劳获得了最为显著、最为有力的表现。”[6]行文到此，笔者发现，史密斯在批判中国人近乎迟钝的忍耐力的同时，也预言了一个具有这一品格的民族将拥有一个伟大的未来。
2.批判的道德表现
总的来说，文本对中国人的道德表现肯定少，批评多，在上文所摘引的几个肯定方面外，史密斯认为中国人有漠视时间、漠视准确、盲目排外、同情心缺失等缺点，笔者认为这些批评有些言过其实，整体来看，其批评中肯之处有三方面。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第一，公共意识缺失。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史密斯认为“人人为自己，上帝也为他自己”[7]这句由“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改编成的版本“包含了普通中国人对权力之态度的精髓”。这种道德失范可以从中国的道路状况年久失修，侵占街道，贪占公家便宜、普通市民不问国事等方面予以证明。最后他还提出，中国人在具有公共精神领袖的带领下，也能够分离做出最富有英雄气概的壮举来，这些方面还是切中肯??的。
第二，相互猜疑。
猜疑，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和性格方面的表现，这里笔者将其纳入道德的维度进行考量，主要是因为在史密斯笔下，中国人的相互猜疑心理具有外显的特征，并且已引起了严重了后果，需要从道德层面上定义这种心理。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史密斯认为，中国人的猜疑心理表现在政治、商业、文化、生活等方面。“在中国长期盛行的猜疑之风，引起一个陌生人关注的第一个表现，便是这个帝国无处不在的环城而建的高墙。” 第三，缺乏诚信。
诚信，作为一种重要的道德品质，在史密斯深入中国的那个时代却是缺乏的。“中国人在公开或私下场合的表现与真正的诚信如此背离，这使得他们的敌人可以抓住这一点，来讽刺他们的表里不一。”[8]史密斯认为，中国人喜欢撒谎，喜欢隐瞒真相，不遵守约定，甚至教导小孩不要做诚信的人等等。似乎，中国人天生就不具备诚信的美德。
三.他者考察的背后原因探究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鲁迅曾言：“至于攻击中国弱点，则至今为止，大概以史密斯之《中国人气质》为蓝本”，费正清也说：“美国人心目中对中国的映象的幻灭，是由一本读者甚多的著作来加以完成的，即明思溥牧师所著《 中国人的素质》。”作为一部以展示中国人道德性格的代表性著作，虽然有一些实事求是的论述，总体上还是有失偏颇的，笔者认为，史密斯的这种有所倾向的写作方式是有具体原因的。
一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立场。史密斯虽然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余年，对中国人民怀有好感。但他作为美国公理会派遣的传教士，文化根基还是美国的。他观察的视角还是西方的，在中国人面前总有一种文化优越感。特别是将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作比较，使得他在面对中国的人和事时难免会有一种文化的偏见和误解。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萨义德的经典命题“东方主义”也能对传教士的这一写作心态作完美的诠释。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属于西方建构产物，旨在为东西方建立一个明显的分野，从而突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9]这个命题说明了这种文化书写的潜在心理。
二是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史密斯所观察到的中国，处在一个最为贫弱的时代，战争连绵不休，政府昏庸无道，自然灾害连年。这就决定了他接触到的中国人，是同时代生活最为贫困和屈辱的一代人。他们在政治和文化上不自信，在面对外国人时总会有一种排外和抗拒心理。而史密斯作为一个文化征服者，他所依据的观察视野和解读方式必然不会是客观的。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法国形象学家亨利?巴柔的旁白就更会凸显传教士这种文化解读方式的原因：“在个人(一个作者)、集体(一个社会、国家、民族)、半集体(一种思想流派、意见、文学)的层面上，他者形象都无可避免地表现为对他者的否定，而对‘我’及其空间的补充和延长……在演说他者的同时，这个‘我’却趋向于否定他者，从而言说了自我”。[10]
换言之，《中国人的气质》这种以传教士为观察主体的西人研究中国的文章，是以西方标准即自我为原点坐标，预设了其评判标准和框架，定位中国人这个他者的各种道德表现。通过对中国人道德这个“他者”的接触、适应和修正，来突出西方基督教文化即“自我”的优越性。
三是文化隔膜和认识方法问题。史密斯虽然有一定的汉文化基础，但中国文化根基深厚，他所了解的只是皮毛，即使他对中国人的道德观察具有逻辑周密性，但也掩盖不了他对中国人际交往和文化积淀的无知。再者，他以偏概全，以点带面，把一个地区，几个中国人的道德缺失作为是整个中国人的道德考察结果。
四.结语
传教士笔下的中国人并不是本真的中国人。“当人们观察其他群体的时候，他们的观察方法往往深深根植于他们本有的文化之中，这一点是普遍的，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很自然的。”[11]因此，他们在评判别人的时候就会“烙上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偏见和他们的经历”，这是他们传教策略的需要。
尽管《中国人的气质》由于他者观察的立场，决定其观察世界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作为一个时代评判中国人道德性格的典型著作，它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既是西方人了解中国人道德性格的一个窗口，也是中国人道德自省的一面镜子。所以，在百年之后的今天，除了对该著作的适当纠偏外，它仍然是我们观照自我，找回民族自信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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