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国际关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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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国际关系篇4
《新形势下影响中日关系的钓鱼岛问题》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摘要：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日本觊觎其丰富的资源与战略价值，近年来，通过各种方式染指钓鱼岛，妄想窃取钓鱼岛的主权。面对日本的行径，中国在积极推动和平手段的同时，也应当采取主动、理性的实际行动，打破日本的梦想，维护钓鱼岛主权。
关键词：中日关系;钓鱼岛;主权
中图分类号：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05-0068-03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近几年来，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屡次制造事端，来显示它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2010年9月7日，一艘中国拖网渔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受到日本海上保安厅一艘巡逻船冲撞，后又受到日方另外两艘巡逻船跟踪、冲撞、截停、登船、检查，并且非法扣留中国渔民与渔船，导致一场中日外交风波。这一事实证明了钓鱼岛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不稳定因素。本文将在分析近年来日本染指钓鱼岛行径的基础上，讨论日本觊觎钓鱼岛的原因以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一、钓鱼岛问题的由来与现状
钓鱼岛又称钓鱼台、钓鱼台群岛、钓鱼台列岛(日本称其为“尖阁列岛”)，是中国东海大陆架东部边缘的一组群岛，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5个岛屿与大北小岛、大南小岛、飞濑岛等3块小岛礁组成，总面积约6.344平方公里。在地质结构和海底地形上看，它是中国台湾的附属岛屿。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据《明史》记载，1372年，明朝派杨载为册封使出使琉球，途中杨载的船只停靠在钓鱼岛，并成为第一个踏上该岛的人。明朝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的《顺风相送》中对钓鱼岛进行了记载，书中称呼“钓鱼岛”为“钓鱼屿”。这都远远地早于1884年日本登陆钓鱼岛。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但是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条约将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其中包括钓鱼岛)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二战后，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的规定，日本理应归还台湾以及全部附属岛屿，但是钓鱼岛被美国所占领。直到1972年美国将冲绳归还日本的同时，将钓鱼岛一同交给日本，引起了中国的强烈抗议。针对这一问题，美国政府表示“在归还冲绳时，美国将尖阁列岛在内的施政权归还给日本。但美国认为施政权和主权是两回事。如果在主权问题上产生分歧时，应由当事者协商解决”。1972年，中国政府从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大局出发，提出钓鱼岛问题暂且搁置，等日后解决。后来，针对钓鱼岛问题，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解决措施，但是日本并没有领情，特别是近年来，日本妄想窃取钓鱼岛的行径不断，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发展。
(一)一些日本高级官员公开宣称钓鱼岛为日本“领土”。据2009年2月27日环球时报报道。日本首相麻生太郎26日宣称，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这是日本首相历史上首次公开发表该内容言论。2010年9月16日，前原诚司受委为外相前一日，前原声称，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是“日本固有领土”，(日中之间)并“不存在任何领土问题”。这些日本高官的谬论与错误的行为严重扭曲事实，引起了中国政府与人民的强烈抗议。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二)日本政府对钓鱼岛加强军事控制。2005年1月16日，日本共同社报道，防卫厅已对日中两国有领土争议的尖阁列岛(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以及冲绳本岛以西的其他岛屿制定了一套“西南岛屿有事”对策方针，其核心内容是：当西南诸岛“有事”时，日本防卫厅除派遣战斗机和驱逐舰外，还将派遣多达5.5万人的陆上自卫队和特种部队前往防守。另外，2011年2月，日本向冲绳增派F-15战机，加强钓鱼岛巡逻，以维护其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除此以外，日本努力联合美国以加强对钓鱼岛的控制。2009年2月26日，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在众议院一个委员会上表示，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当然是日美安保条约适用的对象，如果受到其他国家“侵犯”，日美将共同应对。2010年9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表示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日本防卫相北泽俊美对此番言论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极为恰当”的。这种联手对抗中国的态势，势必使钓鱼岛问题更加复杂。
(三)阻扰中国对钓鱼岛的合法行为。钓鱼岛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我国对钓鱼岛进行维权巡航等行为都是合法行为，理应不受任何一国的干涉，但是日本却频频给予阻扰。据联合早报报道，2010年10月24日晚9点左右，两艘中国渔政在冲绳县钓鱼岛西北偏北约33至37公里的范围内巡航，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提醒两艘船不得进入日本领海。针对此事，日本政府内阁秘书长仙谷说：“这件事之后，我们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当局提出抗议。”2011年1月28日，中国“渔政201”在钓鱼岛附近进行作业，日本飞机和巡逻船向我国渔政“201”发出警告，要求勿侵犯日本领海。这些阻扰行为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合法利益。
二、日本觊觎钓鱼岛的主要原因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近年来，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一直走强硬的路线，不断地对中国钓鱼岛的主权进行挑衅。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国际利益决定国家行为”，日本对钓鱼岛主权的争夺，不是仅仅为了几个荒芜的小岛，而是看中了钓鱼岛背后的战略价值。
(一)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战略资源丰富。自1968年以来，联合国、美国等一些研究机构先后对钓鱼岛海域进行了勘探，认为钓鱼岛海域石油储量可达140亿吨。1969年一份“埃默里报告”宣称，台湾和日本之间的大陆架很可能是世界上油气藏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甚至被称作为第二个“中东”。另外，钓鱼岛以及附近海域矿产资源也非常丰富，金、银、钴的储量可供日本使用5000年，锰的储量可供日本使用1000年。对于资源非常贫乏的日本来说，这是一个近在眼前的肥肉，所以一直伺机窃取钓鱼岛。
(二)钓鱼岛的军事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从军事战略上看，钓鱼岛位于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上，是防止中国突破第一岛链封锁的至关要点，也是日本梦想遏制中国向深海发展、防止中国对其威胁的关键点。如果日本窃取了钓鱼岛。并且在钓上安装远程预警雷达，将直接监视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另外，日本一直担心中国统一台湾，因为台湾海峡是日本能源海上输入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中国顺利统一台湾，将对日本能源安全乃至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再者，钓鱼岛离台湾非常近，如果日本在此建立军事设施，一旦发生台海冲突，可以迅速插手，加大我国统一台湾的难度。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三)遏制中国崛起的棋子。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快速地提升，2011年初，我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对此非常担心，害怕中国的崛起威胁它在东亚来至太平洋地区的地位，阻碍它向政治大国进军的梦想。所以日本希望通过钓鱼岛问题，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共同遏制中国的崛起，维护
自己的利益。
三、中国的战略选择
面对日本近年来对钓鱼岛的各种行径，中国不能坐以待毙，应该要有所为，才能维护领土安全和国家尊严。
(一)积极地推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和平解决钓鱼岛问题。钓鱼岛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中日两国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在当前阶段，推动两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务实途经，也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对于中国来说，中国崛起的大局需要和平的周边环境。经济的崛起是中国国家崛起的重要支柱，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特别是在人均方面。2010年中国的GDP世界第二，但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表示，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为3800美元。“在全球排在105位左右”。显然，中国依然比较贫穷，综合国力不够强大，发展仍然是中国的主旋律，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国内外的和平环境，尤其是周边的和平环境，所以在钓鱼岛问题上尽可能地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
(二)采取实际行为，维护钓鱼岛主权。自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发展”政策以来，中国一直积极地推动和平方式解决钓鱼岛问题，但是这么多年来，日本并不太理会，而且近年来窃取钓鱼岛的行径不断。因此，中国为了维护钓鱼岛的主权，在推动和平手段的同时，也要实施一些实际行动。
首先，加强对钓鱼岛的管理。钓鱼岛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中国有权对其加强管理。2011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正式施行，要求中国政府加大对钓鱼岛海域的执法力度。中国要进一步加强对钓鱼岛海域的巡航制度。切实地实施对钓鱼岛的监管。必要时还应该对入侵中国领海领空的日本海空军实施警告及拦截、驱除，加强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力，以维护钓鱼岛主权。
其次，重视民间“保钓”运动。保护中国的领土不受侵犯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与使命。在日本没有坐下来与中国谈判之前，中国政府应该支持民间的“保钓”运动，使民间的“保钓”更加地具有理性、理智，也可以对中国政府主张钓鱼岛主权以及避免使日本占领钓鱼岛合法化起到积极的作用。另外，民间的“保钓”运动可以加强与日本民间的交流，深化中日民间对钓鱼岛问题的共同认识，从而从民间带动政府，促进两国政府用和平方式解决钓鱼岛问题。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最后，增强中国的军事力量。日本在美国的帮助下，军事发展迅速，这是他们敢于窃取钓鱼岛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钓鱼岛问题上，没有强大的军事作后盾，中国想维护钓鱼岛主权难度较大。另外，随着东北亚局势的变化，在和平方式不能解决钓鱼岛问题的情况下，中国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这都需要强大的军事。所以，中国应加强自身的军事建设，尤其在海军与空军方面。
四、结语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国一直从东北亚安全、稳定的大局出发，呼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钓鱼岛问题，但是日本却我行我素，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稳定与发展。在此希望日本尊重历史事实，积极地回到谈判桌，通过和平协商彻底地解决钓鱼岛问题，使两国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与深化。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国际关系篇5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摘要：中美关系当前正处在崛起国面对霸权国的结构性困难时期，但无论从双边还是全球利益出发，这对战略性关系的合作性基调都必须得到保障。未来中关之间的战略互信问题仍将对两国关系产生根本性困扰，而除此之外双方还将遇到更多更复杂的具体问题。即便如此，两国合作的客观基础和主观意愿依然较为良好，双方若能坚持努力管控矛盾、大力推进在可能的领域进行合作，则未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必能更加坦荡明亮。
关键词：战略关系 战略互信 中美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论文
在过去半年里，习奥“庄园会晤”和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成功举行为2013年的中美关系带来了许多“正能量”。双方领导人在这些场合表现出的规避冲突、积极寻求合作的态度，说明中美关系已经逐渐成熟稳定了下来，一向严肃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甚至把双方的这种合作努力称之为“多年来我们在中美关系上听到的最好的消息”。虽然诸如东南中国海问题、对台军售等问题总是难免在中美关系中反复凸显，但两国关系总基调的良好现状基本可以确定。尽管如此，未来中美之间仍然面临着无法回避的挑战与困难，这对真正具有全球战略意义的双边关系如何摆脱“大国政治悲剧”的怪圈，走出一条国际关系史上具有真正意义的新型大国合作道路，始终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和严肃对待的问题。
一、中美关系的战略性意义与困境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当前中美关系处于一个很微妙的阶段，它其实是一对“老大和老二”的关系，即现存国际秩序领导者和最具潜力接班人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从一战前的英德到冷战时的美苏，这样的关系从来都很难处理;而今天的中美两家为了自身和全世界的利益又必须处理好，这一过程当中自然少不了诸多的困难与艰辛。从今天全球化发展的深度上讲，中美两国所具备的经济和政治能力本身已经具有极强的外部性，两国间的和平共处与合作是世界经济发展与安全稳定的必要保障，加之全球性问题的突显更是只有由中美这样的能提供公共产品的大国合作才能解决。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需求与公共产品供给之间的差距更进一步加大，过去二十年全球化的扩张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正在集中爆发。各国内部民众对政府的要求与政府能力之间的差距也在迅速拉大，包括最强的中美两国在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今天全球经济和政治形势的挑战。中美两国的“超大性”决定了它们必须为全球负责，而承担好这份责任的基本要求就是两国关系的合作性质。
从主观上讲，对于美中“老大和老二”关系的复杂性和中国当前所处国际地位的微妙性质，国内的认识普遍是不足的，这成了我们外交工作进行更具历史适应性调整的一个障碍。自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都在发生着程度不一的改变，这也是中国外交最近几年频繁遭遇挑战的重要原因。而我们国内的知识界与媒体界大多没能全面看待“GDP世界第二”这一事实所具有的战略意义。多数人倾向于贬低这一数据本身的价值，这从国内治理的角度来讲的确无可厚非，他们的观点提醒着中国不可盲目自大，仍需谨小慎微地改善治理和发展经济。但这样一种压倒性的舆论导向却造成了我们时常无法看清和理解外部世界对“中国成为超级大国”这一事实的反应状态，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造成近几年我们对外战略上的消极态势。未来的中美关系、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需要我们国内的外部意识有一个更加合乎实际的观念转变与更新。
然而，客观上更现实的困难却在于中美关系这样一对战略性关系缺乏基本的战略互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双方战略基础的缺失和战略定位的模糊而造成的，即我们今天经常谈论的“信任赤字”问题。在经历了2l世纪前十年中国快速崛起的背景下“互信缺失”日益凸现起来，今天我们在两国的民众与部分精英之间都不难看到一种深刻的不信任态度。据CNN2010年11月的民调报告显示，58%的美国民众认为拥有强大军事和经济实力的中国是美国的巨大威胁，而这一数字在2000年仅为35%。在2011年年初，另有权威联合民调显示美国对中国的发展感到反感的人群达50%，而这一数字在上世纪末不到20%。更有2012年3月的拉斯姆森民调显示，74%的美国成年民众把中国看做至少是经济方面的巨大威胁，其中25%的人把中国描述为“敌人”。再看中国方面，我们任何时候上网打开各种论坛、微博都总能看到对所谓“美分党”、“带路党”的攻讦，甚至有部分人把赞赏美国的行为视同“卖国”。客观而言，虽然这些数据和网上言论并不能代表主流民意，但它们却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两国民众当中部分政治积极分子的态度，并能对两国的政治产生影响。无论美国还是中国，民粹的力量都在抬头，只不过这次美国的民粹政治是产生于社会经济困难的大背景下，而中国方面则是缘于某种意义上民族自信与自尊的过度膨胀。
在中美两国的学界当中也不乏对双边关系十分悲观的表达。基辛格曾用“克劳学派”一词来指代美国国内一批坚信中国崛起与美国国家利益直接冲突的思想界精英。该词来源于一战前英国外交官克劳就德国崛起所撰写的一篇著名的分析文章，认为无论“崛起国”的言行如何表现，其本身能力的发展最终必将导致其与“现状国家”(霸权国)的“生存”互不相容。类似的观点在当前美国的政界、商界拥有着一定的市场。中国国内，所谓“中美必有一战”的言论多年来也不绝于耳。中美两国各自的“鹰派”虽然并不为国家最高领导层所赏识，但他们却以意见领袖的身份赢得了国内民粹舆论的喝彩;也为民间存在的“交恶感”提供了所谓“理论依据”，获得百姓“认可”了的这些意见领袖对自身所持的“中美关系悲观论”也变得愈发自信起来了。如此一来，中美两国在国内社会舆论上都呈现出对两国关系某种不断自我强化的悲观意识。
事实上，中美两国间的“互信”或说战略基础并非从来都是缺失的。总体来讲，除了1989到1992年由于特殊历史事件造成的短暂动荡外，双方先后经历了两个长期稳定的、基于明确战略基础和定位的大范围合作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89年，这一时期双方的战略基础在于共同防卫来自苏联的威胁。双方的合作在这一阶段可谓获得了超乎预料的成功，其高峰是在1979年。这一年不仅中美正式建交，而且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也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中美建交联合公报中最重要的主题应该是“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在亚太或世界任何地方谋求霸权的努力”，主要针对的就是当时的苏联。而中美之间的密切关系给冷战的紧张氛围注入了巨大的积极因素，并最终促进了整体国际格局的变迁。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第二阶段是从1992年到2009年，这一时期双方的战略合作定位也很清晰。中国努力谋求融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当中，美国则接纳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中国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伙伴。其高峰以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标志。中方在这一时期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在国内推行市场化，在外部融入并拓展国际市场;美国国内虽然屡屡出现“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声音，但大体上也还是乐于见到中国加入它所建立的一系列国际规制之中。双方在这一阶段的这种战略合作无疑也是双赢的。中国自然是“搭”了美国推动的全球化“便车”，实现了让世界惊叹的经济发展，实力与国际地位迅速提升。从经济上来说，美国商界明确表示中国的市场化经济发展为美国带来了巨大利益;⑦同时，“中国制造”所提供的大量廉价商品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美国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在政治领域，得到中国合作与认同的美国霸权如日中天，并在外交和海外军事行动(主要是反恐战争)上获得了巨大空间。
双方的分歧爆发点应该是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本次会议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失败的，这场万众期待的“盛会”最后在一片争吵和嘘声的混乱中结束，只留下了让各方都不满意的一纸空文。西方的不少主流媒体在会议期间和其结束之后都在指责中国，认为中国是搅乱大会的罪魁祸首，而中国则感觉这场大会更像是“富国集团”遏制中国发展的阴谋。现在回过头去看，把会议失败的原因全归于任何一方都是有失偏颇的。但西方媒体观察的另一现象却的确存在——即在此次会议上实际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以中国为主要代言人的“基础四国”及77国集团(事实上是131国)，同美国带领的“伞形集团”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发生了立场鲜明的正面对峙。西方被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影响力所深深震撼，并看到了中国作为一个“未来超级大国的自由行动意志”，进而能够“把这全球性的大会演变为中美两个超级大国外交博弈的战场。”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辅之以同年中美两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各自的应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无论是在发展模式还是对未来世界的认知方面都已与美国表现出明显不同。而对美国而言，哥本哈根大会的实例给予了两国关系这样一种可能：即中国完全可以不认可美国，反而在世界范围内搞“农村包围城市”的大战略，“领导”相对不富裕的发展中国家同美国抗衡。如此一来，双方对于之前“融入——接纳”模式的战略基础和相互定位的信心自然会发生动摇，相互间的猜疑日渐增多，中美关系的困难也就再所难免。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二、中美关系现状中的新问题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在整体战略基础欠缺的情况下，中美关系在后危机时代伊始就事实上处在一种有如传统“权力转移”情境下的长期“战略敏感”心理期，各自的合理行为很容易被对方误读为具有强烈的进攻性。西方媒体正在把今天中国外交的许多言行认定为“咄咄逼人的”。而面对美国自2010年开始推行的“重返亚太”政策以及在中日争端中所持的暧昧立场，中国舆情的反应多认为这是美国“遏制”中国，组建“包围圈”的阴谋。也因为这种深刻的不信任，尽管双边关系在2013年的多数时间内连续发出“利好”讯号，但对未来中美关系持悲观态度的人有增无减。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中美关系中“老生常谈”的问题固然是传统的“3T”问题，即台湾(Taiwan)、西藏(Tibet)、贸易(Trade)。目前看来，台湾问题由于近年来两岸的缓和，并不构成中美两国短期内提升双边关系的主要障碍，但从两国每年必定上演的“对台军售”争吵中我们不能低估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长期而言，美国可能仍将是我们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主要外力干扰，而事实上越来越显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美台关系也在时刻考验着美国亚太战略与对华政策的审慎与决心。西藏问题本并不构成一个国际问题，但西方国家从未放弃借西藏问题炒作，批评和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甚至不乏藉此妖魔化中国现政府的企图。美国的外交决策从来都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交替、均衡、甚或并行不悖地使用，就此角度出发，不时在西藏问题上做文章既可以达到在现实政治层面适度干扰中国稳定与发展的目的，还可以满足美国基于其特殊优越性而产生的“救世情结”和“自由主义帝国的冲动”，可以说兼顾了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与现实考量。因此该问题仍将在中美关系中长期存在，只是时至今日，美国已基本学会不再单独借西藏问题刺激中国，西藏问题的“温度”将与中美关系总体的“温度”趋于一致。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贸易问题将会成为中美关系的“日常”摩擦。无论是人民币汇率还是债务、通胀等问题双方都不可能给予对方满意的回应，谈判可能会继续反复、但成果甚微地持续下去。同时，中国工业和资本力量的迅速增长将给过去双方都习以为常的那种中美经济关系结构以巨大冲击，而关于如何合理应对这种冲击两国都不能说完全做好了准备，这一点我们下面还会谈到。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除原有的“3T”问题外，未来的中美关系中还有可能加入以下几方面的争端：
1.中美围绕亚太地区领导权的争夺。中国的迅速崛起使得冷战后美国独霸亚太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在布什政府期间，由于美国的战略重心放到中东以及中国自身力量的充分提升，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时从地区实力而言的中美亚太领导权争夺实际已经开始。希拉里在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时推动的“再平衡”战略在过去三年内曾造成中美关系乃至东亚安全局势的持续紧张，尽管这一战略的着力点在奥政府第二任期逐渐从政治、安全转向经济领域，但仍然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地区争霸意味。当前的情况十分微妙，整个东亚地区都是经济上依赖中国(中国几乎是每个东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安全上倚靠美国，这种局面会持续多久，以什么形式演变将决定亚太地区格局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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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摘 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道德 国际伦理 气候变化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方法[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文章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
注 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 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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