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体制论文

中国教育体制论文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20多年以来，中国教育一直处于现代化、市场化的发展过程中，目前教育体制所形成的问题，都是在现代化、市场化的进程中形成的。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推荐的中国教育体制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中国教育体制论文篇一

　　《“二元化”困境与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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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魏杰(1952-)，男，陕西省西安市人，经济学博士，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王韧(1981-)，男，湖南省株洲市人，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研究。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的教育规模也在迅速扩大。2005年，全国“普九”地区人口覆盖率超过95%，青壮年文盲率控制在4%左右;全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5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达到664万①;在持续多年的大学扩招之后，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已超过23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21%，高等教育逐步进入了大众化阶段。与此同时，社会对于中国教育发展的质疑也相应变得激烈起来。概括而言，当前中国教育发展主要面临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教育发展的同时，义务教育上学难和收费等机会不均等现象依然严重;二是教育财政支出规模扩大的同时，非义务阶段的个体教育成本负担依然沉重;三是在教育监管力度不断加强的同时，教育体制内的寻租和腐败现象不断出现;四是在教育投入规模迅速提高的同时，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的财务状况未见好转。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着中国教育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然而在学术界看来，目前问题的根源是近些年来中国教育体制改革所奉行的产业化思路，是教育产业化“把市场关系引入到了不应当引入的领域”，因此，必须以清算“教育产业化”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又一个起点②。笔者则认为，任何问题的判断和解决都必须依赖于对事物内在特性的全面理解和把握，教育体制的改革也不例外。因此，需要针对教育发展中的四个突出问题，对教育体制的结构特征和具体模式进行深入剖析，在此基础上分析教育体制改革的内在含义和本质要求，把握当前中国教育发展的主要症结所在，进而探索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具体思路。

　　一、教育体制的结构特征：内外部机制及其具体模式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基于教育体制在整体教育发展中的引导和规范作用，要解决中国教育发展所存在的四个突出问题，首先必须分析其体制原因，而这一分析的基础则在于对教育体制结构及其典型模式的理解和把握。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活动，教育的顺利开展依托于教育资源的投入、分配、组织和使用，而考虑到不同领域在对象、目标和特征上的差异性，现实中的教育体制结构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教育的外部体制层。由于教育本身价值创造活动的特殊性，其在投入上必须依赖于外部资源的供给，而外部资源供给的结构和方式则构成了教育资源的成本分担机制;另外，由于教育资源提供存在数量上的稀缺性或质量上的差异性，因此外部主体只有通过一定的途径才能够充当教育的服务对象，这又构成了教育资源的分配享用机制。上述两个环节都涉及与外部主体的联系和交流，它们共同构成了教育的外部体制层。

　　二是教育的内部体制层。教育活动本身的整体性和结构性要求其实际开展和运行必须依托于一定的内部组织形式，因而存在着教育资源的组织管理机制;另外，教育资源投入的有限性又对其内部运作提出了一定的效率要求，要求规范稀缺教育资源的投入方向及使用领域，由此又产生了教育资源的投向使用机制。以上两个机制都存在于教育体系的内部，因此它们共同构成了教育的内部体制层。

　　内部和外部两个体制层四个具体机制的存在，使得教育发展实际上存在着内部和外部两个不同的治理结构。其中，外部治理结构包含着教育成本分担和教育分配享用两大机制的设计，需要解决教育投入由政府、社会和受教育者加以承担的比例和结构，教育资源应当分配的群体，教育资源的投入和分配比例和形式等问题;而内部治理结构则包含着教育资源组织管理和教育资源投向使用两大机制的设计，需要回答教育活动以何种形式推动和完成、教育的资源以何种方式流动和调配、教育资源的主要投入领域及比例分配等问题。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体制结构的内外部双重机制的具体安排模式也有所不同。其中，教育体系内部公共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外部体制的安排方面。对于纯公共性的义务教育来说，其成本主要应由政府加以承担，而其分配享用则应当尽可能的公平;对于准公共性的教育来说，如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其成本则应当由政府机构、社会团体以及受教育者共同承担，其分配享用机制也理应考虑不同受教育者的不同特点、目标和需求。实际上，教育公共性的差异并未体现在教育的内部体制层上。作为教育体系的具体运行模式，组织管理机制和投向使用机制的效率追求是一贯的，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其内部体制安排都必须立足于教育的内在运行规律，实现教育资源运作效率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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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模式是一种相对排斥市场化的模式，其非市场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内部体制设计中，强调纵向的行政化管理，教育资源的组织、调配和使用都由教育机构来完成;二是在外部体制设计上，政府以低学费或免学费制度承担所有的教育成本，以此来保障受教育者公平接受教育的权利，而政府投入也往往直接交由教育机构加以管理。在这一模式下，教育机构的行政力量得到了空前加强。

　　美国模式则是一种市场化的模式。首先，在教育的内部体制层，充分强调市场竞争的力量，整个教育体系的内部运作都以市场化方式实现，各学校都致力于提供质量高、价格便宜的教育产品，至于学校经营也往往具有投资型特征，预算约束严格。其次，在外部体制层，所实行的成本分担机制注重政府、社会和受教育者的共同分担，政府投入主要以教育券形式出现，并不直接交由教育机构管理;社会捐赠则直接面向受教育者。在这一模式下，行政力量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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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实际效果看，因为内部体制层对市场竞争力量的排斥，欧洲模式虽然一方面推动了教育规模的扩展，但也造成了教育质量的下降，以至于欧洲大学的教室、图书馆、实验室等等超负荷运转;另一方面，因为外部体制层中政府财政的独力支撑，教育投入的财政负担也日益沉重，而政府教育投入直接交给教育机构的做法，也导致预算上的软约束，进一步降低了教育资源的运作效率。而美国模式则因为外部体制上的成本共同分担以及内部体制中的市场化管理，教育资源的运作效率得到了显著提高，并逐步形成了高学费、高奖学金的局面，学校体制也具有相当的灵活性。

　　二、中国教育发展的问题剖析：对市场化的误解及“二元化”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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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1.教育发展与义务教育机会不均等并存的成因剖析。在教育规模迅速发展的同时，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机会的日趋不均等已成为中国教育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目前，中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机会不均等体现在择校问题和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子女入学难两个方面。从实际情况看，这两个问题的产生主要有以下三大根源：一是正常的市场需求未能得到满足。例如，因为历史形成的教育资源不均衡，许多家长宁愿将子女转移到教育发达地区接受教育，由此产生了择校问题。又如，因为经济快速城市化，原有以户籍为基准的教育拨款制度改革并未得到相应的调整，导致了城市义务教育资源的相对紧缺，加之长期形成的对农民工的歧视，所以产生了农民工子女入学难问题。二是因为国家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不足。例如，由于国家财政拨款不足，许多中小学校便通过择校费和借读费等变相形式创收，此举更加重了择校和农民工子女入学难等问题。三是义务教育机构运作管理的独立化和行政化倾向。例如，因为经济利益的独立，一些中小学校实施乱收费行为以获取体制外收益;因为运作管理的过度行政化，一些学校为获取财政支持，借“升学率”提高知名度，以知名度吸引低分生，以低分生获取高收益，由此强化了择校问题。由此可见，投入不足、市场抑制、过度行政化才是义务教育机会不均等的真正原因，而这些并不是教育市场化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教育市场化同样要求在纯公共性教育中使用政府承担成本、受教育者公平享有教育机会的外部体制模式。因此，不能够将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机会不均等简单归结为教育市场化改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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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教育监管力度加强与寻租腐败现象频发并存的成因剖析。在不断加强教育监管力度的同时，不断发生的教育腐败现象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其中，乱收费便是最为典型的代表。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教育收费问题已连续三年成为全国价格投诉的头号热点。当然，教育腐败还体现在教育系统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等多个方面。实际上，教育腐败问题的频发也不是教育市场化改革的结果，而主要来源于教育体系的行政化运作模式。作为公益机构，教育机构本应极力淡化其行政色彩，但在现实中，中国教育机构所沿用的仍是行政机关管理模式，个人能力、办学成果都必须严格遵循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规则，任职期限、职位升迁或调动也都掌握在主管部门手中。这种管理体制的负效应便是容易滋生教育机构管理体制的官僚化，而权力的过度集中也造成了有效社会监督机制的缺乏。从实际情况看，现在揭出的严重教育腐败现象多数发生在握有实权的相关领导者身上，主要原因就是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不力。其中，升学考试、学校招生录取、新生入学三个环节，充当了教育腐败的三大高危点。由此可见，过度的行政介入和行政化运作才是中国教育机构寻租腐败现象频发的根本原因，并不能够将其归结为教育的市场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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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育体制的改革对策：总体思路与具体机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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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外部体制层的机制调整对策

　　教育的外部体制层改革主要包括成本分担机制设计与分配享用机制设计两项内容，从发达国家的基本经验看，无论是非市场化的欧洲模式还是市场化的美国模式，在义务教育阶段都采用了政府承担成本、受教育者公平享有教育机会的外部体制的外部体制模式，这也是对市场条件下义务教育纯公共品性质的一种尊重和承认;而在非义务教育阶段，美国模式的市场化在运行结果上则明显优于欧洲模式的非市场化，因此，中国教育的外部体制层改革应当区分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分别加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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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外部体制层改革。非义务教育具有典型的准公共品性质.因此，其外部体制改革应当符合市场条件下准公共品的基本运作规律。从实践看，美国的市场化模式在效果上显著优于欧洲的非市场化模式。基础教育的累积效应和家庭差异化需求的忽视是中国非义务教育机会不均等的主要原因，行政主导下的教育规模过快增长和行政化体系下教育资源浪费是中国个体成本负担加重的主要原因，因此，其改革应当以克服教育体系的过度行政化倾向为突破口，重点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在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上，逐步建立政府、社会、个体共同承担的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从国际经验看，美国大学经费来源中社会捐赠比例达到10%，而日本公立高校中社会捐赠占学校总收入的15%，私立学校则高达50%以上;因此，在政府财政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应重点营建社会捐赠机制，扩大社会捐赠规模。考虑到发达国家社会捐赠直接面向受教育者，并由捐赠机构监督实施，因此，中国应当改变现有社会捐赠面向教育机构、并由教育机构全程负责的行政化做法，通过市场化改革增强教育机构投资经营能力，提升社会捐赠的积极性。二是在教育资源分配享用机制上，改变以往教育资源分配一刀切的单一化思路，充分注重社会不同阶层的差异需求，增强教育资源分配的兼容性。具体而言，应根据不同群体的需求，实现就业教育和素质教育的综合。例如，在入学形式上对低收入阶层子女进行学费减免，并根据受教育者的需求差异(就业导向或素质导向)强化专业和课程设置差异性等。

　　总之，非义务教育外部体制层改革应以克服教育体系的过度行政化为重点，根据教育产品的公共性和市场需求情况重新配置教育资源，并根据投入增长情况稳定教育规模增长，防止行政化的“一刀切”和“大跃进”在教育体系中上演。

　　(二)内部体制层的机制调整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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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在教育资源投入使用机制上，应通过市场竞争和社会监督强化教育机构的预算约束，实现教育资源投入使用的合理化。一方面，理清学校与政府、学校与银行间的财务关系，消除教育机构的非理性扩张;另一方面，改变现行教育体系的行政化纵向评价机制，以长期教学质量和科研能力的提升作为管理者业绩的主要评价标准;当然，增强教育机构财务状况和资金往来的透明度，增强资金使用的社会监督力度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总体而言，中国教育内部体制层的改革应当以调整原有行政化管理体系和行政性评价机制为突破口，增强市场竞争和社会力量对于教育机构内部运行的监督和约束，从而逐步消除教育腐败与教育资源非理性使用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将所有罪责都追加到教育市场化改革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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