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诗品》的文学文献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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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晓玲1由 分享
论文摘要：南朝梁钟嵘所撰《诗品》不仅开创了我国诗话之先河，为中国文学批评开辟了新的领域，还为我国文献宝库增添了新的样式。《诗品》异文则既为校勘相关文献提供了资据，也为正确理解钟嵘文学思想指引了线索。
论文关键词：《诗品》 文学批评 异文
南朝梁钟嵘所撰《诗品》三卷，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自觉的文学批评著作”，在我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史上享有崇高地位。该书自问世以来，即以其“思深而意远”的理论特征和“致流别、辨清浊、掎摭病利、显优劣的批评方法为后人所称道。因此，研究者代不乏人。但综观各种研究成果，学者大多致力于评价《诗品》的得失、比较《诗品》与其前后相类著作的优劣、剖析《诗品》所涉文学理论的内涵等等，而从文献学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很少。本文拟从文学文献学的角度探讨《诗品》的价值，以求取得《诗品》研究的深化。
一《诗品》开创诗话先河，为中国文学批评开辟了新的领域
《诗品》专论诗歌，且仅以五言诗作为对象，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属于全新的学术领域。五言诗是我国古典诗歌中很重要的一种形式。先秦时即有五言诗句，《诗品·序》说：“昔《南风》之词，《卿云》之颂，厥义复矣。夏歌日‘郁陶乎予心’，楚谣日‘名余日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诗经·召南·行露》中有：“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
“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 因此，刘勰认为：“《召南·行露》，始肇半章。至汉代班固的《咏史》诗，五言诗进入有意识的创作阶段。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与发展，东汉末年，无名氏们的创作使得五言诗趋于成熟。《昭明文选》中的“古诗十九首”可为其代表。刘勰评论这些作品说：“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但古代包括刘勰在内的批评家们并未把诗歌尤其是五言诗作为观照作家创作水平和风格的专门文学样式看待，只有钟嵘才将五言诗作为特定对象加以分析，且使五言诗的创作特征、风格技巧、流变传承等方面体现出了系统化、理论化的特征。
《诗品》开诗话先河，设法扭转汉魏以来极力尊崇儒家经典的传统批评观念，大胆肯定五言诗的艺术表现力。长期以来，批评界总以《诗经》四言诗为诗歌正宗，重四言而轻五言。即便略早于钟嵘的晋代挚虞所撰《文章流别论》也仍然明确主张，“古诗率以四言为体”，“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同时代刘勰所撰《文心雕龙·明诗第六》主要论述五言，却毫不含糊地说“四言正体”、“五言流调”。所谓“正体”即正宗形式，所谓“流调”即流俗形式，显然将诗歌分为雅俗。他们都不承认五言诗歌形式在诗坛的应有地位，表现出了保守的观点。而《诗品·序》则认为四言形式已不能满足人们表达思想的需要：“每苦文繁意少，故世罕习焉。”而“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因为五言诗“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为特点，所以其表现形式“最为详切”。稍后的萧子显赞同《诗品》观点，大力褒扬五言诗歌，他主撰的《南齐书·文学传论》指出：“五言之制，独秀众品。”由此，五言诗才真正获得批评家们的认可，获得诗人们的肯定。
二《诗品》为我国文献宝库增添了新的样式
《诗品》首创诗话体例，就汉代至梁代有成就的诗歌作家，区别等第，分为上中下三品，评论其优劣。从文献分类来看，汉代以前没有诗话一类著作。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编写的我国最早的文献目录《七略》散佚已久，看不到当时文献分类状况。稍后的班固所撰《汉书·艺文志》有六略，全依《七略》分别文献门类。六略38种，596家，13269卷。一为六艺略，包括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二为诸子略，包括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三为诗赋略，包括赋一、赋二、赋三、杂赋、歌诗；四为兵书略，包括权谋、形势、阴阳、技巧；五为数术略，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为方技略，包括医经、经方、房中、神仙。此六略中，不见文学批评一类，更不见诗话一类。
三国时大体按照四个大类分别文献。魏文帝曹丕《典论·自序》说：“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从这一表述跟后世“四部”的对比看，五经、《史记》、《汉书》、诸子百家大致分别与经、史、子三部对应，而《典论》又单列“四部”。据著名史学家周予同先生研究，这里的“四部”特指乐、论语、孝经、小学。显然，这一分类也不见文学批评一类，更不见诗话一类。西晋初年，苟勖将文献分为“甲”、“乙”、“丙、”“丁”四部。据清代学者钱大昕研究，苟勖的四部分类法与后来出现的“经”、“史”、“子”、“集”四部所排次序不同，而是将“子”部置于了“史”部之前。他认为，苟勖的四部是以“乙部为子，丙部为史，则子犹先于史也”。此后，东晋著作郎李充、南朝宋元徽初年的秘书丞王俭、南朝齐永明年间的秘书丞王亮等，都曾对前代和当时的文献进行分类，但均无文学评论和诗话一类。
自魏晋以来，文学批评的论著越来越多，如曹丕《典论·论文》、挚虞的《文章流别论》、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等，都堪称开风气之作。唐朝时，魏征等人撰《隋书》，在《经籍志》集部给文论以一定地位。谢混的《文章流别本》、刘勰《文心雕龙》等位列其中。而钟嵘《诗评》(即《诗品》)亦占一席之地。总览《隋书·经籍志》集部所列全部文献，除《诗品》外，大体可分三类，第一类是杂论，第二类是文论，第三类是诗文集。而这三类，是传统文献久已具备的样式。只有《诗品》独标一类，专论五言诗歌及其作者的品第，为此后的诗话发展辟出了领地，如唐代皎然的《诗式》、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宋代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司马光的《温公续诗话》、刘颁的《中山诗话》、陈师道的《后山诗话》、周必大的《二老堂诗话》、姜夔的《白石诗说》、严羽的《沧浪诗话》、尤袤的《全唐诗话》、蔡居厚的《蔡宽夫诗话》等，元代吴师道的《吴礼部诗话》、蒋正子的《山房随笔》、杨载的《诗法家数》等，明代瞿佑的《归田诗话》、徐祯卿的《谈艺录》、王世懋的《艺圃撷余》、朱承爵的《存余堂诗话》、顾元庆《夷白斋诗话》等。
明清以来，《诗品》受到文学批评家与作家的普遍关注。收录《诗品》的各种丛书、丛刻、著录和钞本应运而生。不仅如此，诗话作者还以《诗品》为线索，探讨诗歌艺术的本质，阐发诗理，且以《诗品》为据，品评诗人诗作的高下。明代王世贞的《艺苑卮言》、谢榛的《四溟诗话》、杨慎的《升庵诗话》、胡应麟的《诗薮》、闵文振的《兰庄诗话》、许学夷的《诗源辨体》、王夫之的《姜斋诗话》等，清代许印芳的《诗法萃编》、王士祯的《渔洋诗话》、刘熙载的《诗概》、何文焕的《历代诗话》、沈德潜的《说诗日卒语》、黄子云的《野鸿诗的》、刘大勤的《师友诗传续录》、叶燮的《原诗》、宋大樽的《茗香诗论》、汪师韩的《诗学纂闻》、方东树的《昭昧詹言》等，都以《诗品》为宗，或加激赏，引文为证；或加引发，摘要而论。诗话体系日益完整，诗歌批评理论日益精确。专论诗歌的文献蔚为大观。正如许文雨从诗话沿革角度所指出的那样：“嵘书出后，阅唐历宋，诗话之家，继踵而起，何莫非其影响所及?由此之故，清代乾隆时期敕编的《四库全书》集部即增加“诗文评”一类。诗话正式进入文献库，为我国古代文献宝库增添了新的样式，成为古代文献家族中不可或缺的成员。
论文关键词：《诗品》 文学批评 异文
南朝梁钟嵘所撰《诗品》三卷，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自觉的文学批评著作”，在我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史上享有崇高地位。该书自问世以来，即以其“思深而意远”的理论特征和“致流别、辨清浊、掎摭病利、显优劣的批评方法为后人所称道。因此，研究者代不乏人。但综观各种研究成果，学者大多致力于评价《诗品》的得失、比较《诗品》与其前后相类著作的优劣、剖析《诗品》所涉文学理论的内涵等等，而从文献学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很少。本文拟从文学文献学的角度探讨《诗品》的价值，以求取得《诗品》研究的深化。
一《诗品》开创诗话先河，为中国文学批评开辟了新的领域
《诗品》专论诗歌，且仅以五言诗作为对象，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属于全新的学术领域。五言诗是我国古典诗歌中很重要的一种形式。先秦时即有五言诗句，《诗品·序》说：“昔《南风》之词，《卿云》之颂，厥义复矣。夏歌日‘郁陶乎予心’，楚谣日‘名余日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诗经·召南·行露》中有：“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
“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 因此，刘勰认为：“《召南·行露》，始肇半章。至汉代班固的《咏史》诗，五言诗进入有意识的创作阶段。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与发展，东汉末年，无名氏们的创作使得五言诗趋于成熟。《昭明文选》中的“古诗十九首”可为其代表。刘勰评论这些作品说：“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但古代包括刘勰在内的批评家们并未把诗歌尤其是五言诗作为观照作家创作水平和风格的专门文学样式看待，只有钟嵘才将五言诗作为特定对象加以分析，且使五言诗的创作特征、风格技巧、流变传承等方面体现出了系统化、理论化的特征。
《诗品》开诗话先河，设法扭转汉魏以来极力尊崇儒家经典的传统批评观念，大胆肯定五言诗的艺术表现力。长期以来，批评界总以《诗经》四言诗为诗歌正宗，重四言而轻五言。即便略早于钟嵘的晋代挚虞所撰《文章流别论》也仍然明确主张，“古诗率以四言为体”，“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同时代刘勰所撰《文心雕龙·明诗第六》主要论述五言，却毫不含糊地说“四言正体”、“五言流调”。所谓“正体”即正宗形式，所谓“流调”即流俗形式，显然将诗歌分为雅俗。他们都不承认五言诗歌形式在诗坛的应有地位，表现出了保守的观点。而《诗品·序》则认为四言形式已不能满足人们表达思想的需要：“每苦文繁意少，故世罕习焉。”而“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因为五言诗“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为特点，所以其表现形式“最为详切”。稍后的萧子显赞同《诗品》观点，大力褒扬五言诗歌，他主撰的《南齐书·文学传论》指出：“五言之制，独秀众品。”由此，五言诗才真正获得批评家们的认可，获得诗人们的肯定。
二《诗品》为我国文献宝库增添了新的样式
《诗品》首创诗话体例，就汉代至梁代有成就的诗歌作家，区别等第，分为上中下三品，评论其优劣。从文献分类来看，汉代以前没有诗话一类著作。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编写的我国最早的文献目录《七略》散佚已久，看不到当时文献分类状况。稍后的班固所撰《汉书·艺文志》有六略，全依《七略》分别文献门类。六略38种，596家，13269卷。一为六艺略，包括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二为诸子略，包括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三为诗赋略，包括赋一、赋二、赋三、杂赋、歌诗；四为兵书略，包括权谋、形势、阴阳、技巧；五为数术略，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为方技略，包括医经、经方、房中、神仙。此六略中，不见文学批评一类，更不见诗话一类。
三国时大体按照四个大类分别文献。魏文帝曹丕《典论·自序》说：“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从这一表述跟后世“四部”的对比看，五经、《史记》、《汉书》、诸子百家大致分别与经、史、子三部对应，而《典论》又单列“四部”。据著名史学家周予同先生研究，这里的“四部”特指乐、论语、孝经、小学。显然，这一分类也不见文学批评一类，更不见诗话一类。西晋初年，苟勖将文献分为“甲”、“乙”、“丙、”“丁”四部。据清代学者钱大昕研究，苟勖的四部分类法与后来出现的“经”、“史”、“子”、“集”四部所排次序不同，而是将“子”部置于了“史”部之前。他认为，苟勖的四部是以“乙部为子，丙部为史，则子犹先于史也”。此后，东晋著作郎李充、南朝宋元徽初年的秘书丞王俭、南朝齐永明年间的秘书丞王亮等，都曾对前代和当时的文献进行分类，但均无文学评论和诗话一类。
自魏晋以来，文学批评的论著越来越多，如曹丕《典论·论文》、挚虞的《文章流别论》、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等，都堪称开风气之作。唐朝时，魏征等人撰《隋书》，在《经籍志》集部给文论以一定地位。谢混的《文章流别本》、刘勰《文心雕龙》等位列其中。而钟嵘《诗评》(即《诗品》)亦占一席之地。总览《隋书·经籍志》集部所列全部文献，除《诗品》外，大体可分三类，第一类是杂论，第二类是文论，第三类是诗文集。而这三类，是传统文献久已具备的样式。只有《诗品》独标一类，专论五言诗歌及其作者的品第，为此后的诗话发展辟出了领地，如唐代皎然的《诗式》、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宋代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司马光的《温公续诗话》、刘颁的《中山诗话》、陈师道的《后山诗话》、周必大的《二老堂诗话》、姜夔的《白石诗说》、严羽的《沧浪诗话》、尤袤的《全唐诗话》、蔡居厚的《蔡宽夫诗话》等，元代吴师道的《吴礼部诗话》、蒋正子的《山房随笔》、杨载的《诗法家数》等，明代瞿佑的《归田诗话》、徐祯卿的《谈艺录》、王世懋的《艺圃撷余》、朱承爵的《存余堂诗话》、顾元庆《夷白斋诗话》等。
明清以来，《诗品》受到文学批评家与作家的普遍关注。收录《诗品》的各种丛书、丛刻、著录和钞本应运而生。不仅如此，诗话作者还以《诗品》为线索，探讨诗歌艺术的本质，阐发诗理，且以《诗品》为据，品评诗人诗作的高下。明代王世贞的《艺苑卮言》、谢榛的《四溟诗话》、杨慎的《升庵诗话》、胡应麟的《诗薮》、闵文振的《兰庄诗话》、许学夷的《诗源辨体》、王夫之的《姜斋诗话》等，清代许印芳的《诗法萃编》、王士祯的《渔洋诗话》、刘熙载的《诗概》、何文焕的《历代诗话》、沈德潜的《说诗日卒语》、黄子云的《野鸿诗的》、刘大勤的《师友诗传续录》、叶燮的《原诗》、宋大樽的《茗香诗论》、汪师韩的《诗学纂闻》、方东树的《昭昧詹言》等，都以《诗品》为宗，或加激赏，引文为证；或加引发，摘要而论。诗话体系日益完整，诗歌批评理论日益精确。专论诗歌的文献蔚为大观。正如许文雨从诗话沿革角度所指出的那样：“嵘书出后，阅唐历宋，诗话之家，继踵而起，何莫非其影响所及?由此之故，清代乾隆时期敕编的《四库全书》集部即增加“诗文评”一类。诗话正式进入文献库，为我国古代文献宝库增添了新的样式，成为古代文献家族中不可或缺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