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诗品》的文学文献学价值(2)

　　三《诗品》异文既为校勘相关文献提供了资据。
　　也为正确理解钟嵘文学思想指引了线索文献学所谓异文，是指同一词语在不同文献中具有不同书写形式，同样的话语在同一书的不同版本或是其他书中转引时，个别词语出现差异的现象，或同一内容在不同文献中具有不同表述。异文可以订正文献流传过程中的讹误，可以在话语存在多种可能解释的情况下确定正确的训解。
　首先，正确利用异文，可以订正文献流传过程中的讹误，从而为正确理解《诗品》扫清障碍。今所见《诗品中·魏文帝》条云：“其源出於李陵，颇有仲宣之体。则新奇百许篇，率皆鄙直如偶语。”这里的“奇”字，前代不少版本作“歌”，如南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三引《诗品》即作“歌”；明代天启年间金陵唐建元刻朱墨套印本、署名为钟惺选、李光祚辑的《朱评词府灵蛇》贞集引《诗品》亦作“歌”；明人唐顺之编的《荆川稗编》引《诗品》亦作“歌”。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引韩国车柱环《钟嵘诗品校证》说：“《诗人玉屑》‘新奇’作‘新歌’，于文义最胜。‘歌’古文作‘哥’，因误为‘奇’耳。”王叔岷笺：“该本作‘新哥’，‘奇’乃‘哥’字之误，‘哥’借为‘歌’。”王氏这里所说的“借”实指“哥”与“歌”的古今字关系，即“哥”为“歌”的古字。《说文解字》“哥”字下段玉裁注：“《汉书》多用‘哥’为‘歌’。”《别雅》卷二：“哥，歌也。”清代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宋书一·乐志一》：“哥师尹胡能哥宗庙郊祀之曲。”钱按：“篇中乐歌字皆作哥，盖用古文。”即便在南北朝时期，人们用字也往往以“哥”为“歌”，如齐代王僧虔《乐表》有云：“哥钟一肆”、“哥唱既设”、“已制哥磬”等。可见，《诗品》将“歌”作“哥”也符合用字习惯。而“歌”即指诗，唐代程伯玛《毛诗指说》引梁简文帝《十五国风义》：“在辞为诗，在乐为歌。”《文选·陆厥(奉答内兄希叔)》：“赋歌能妙绝。”吕延济注：“歌，亦诗之通称。”这样说来，魏文帝的“新歌”即新诗。又《诗品中·魏侍中应璩》条说三国时期曹魏文学家应璩“祖袭魏文”，就是说应璩继承了魏文帝的作诗风格。而应璩为讽劝专权的曹爽所作的《百一诗》最为有名，那么《百一诗》必然受到魏文帝风格的影响。或者说，魏文帝有新歌，应璩自然也有新诗。果然南齐王俭《今书七志》说：“应璩集谓之《新诗》，以百言为一篇。”后来的《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书称引《百一诗》句子时，时或标为“新诗”。
　　订正了“新奇”当为“新诗”，那么魏文帝所说“新奇百许篇，率皆鄙直如偶语”，就可理解为：一百多首新诗，大致都能用质朴的民间话语写出。用字不同，导致人们对钟嵘文学态度、文学思想的理解迥然有别。如果用“奇”字，那么表现的是钟嵘对魏文帝诗歌的贬抑态度，这与钟嵘将其置于中品的目的不合，如果用“歌”字，那么表现的是钟嵘对魏文帝诗歌的褒扬态度，即很多人都追求古雅用典，而魏文帝却采用百姓家常话语入诗。这正是《诗品·序》所极力阐明和主张的观点。钟嵘发现，“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因此他在《序》中主张，如果写作“经国文符”和“撰德驳奏”的文章，“应资博古，宜穷往烈”，如果是写作“吟咏情性”的诗歌，则“即目”“所见”可径直人诗，应当考虑“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VI吻调利”，而无须“用事”或自“经史”之中追求“故实”，否则会“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
　　其次，正确利用异文，可以准确把握钟嵘说话的真正意图，从而准确认识文学现象的流变。《诗品·序》说：“故诗有三义焉：一日兴，二日比，三日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这里的“三义”，或作“三义”，如明代王世贞的《艺苑卮言》、清代卞永誉的《式古堂书画汇考》、清代沈德潜的《说诗日卒语》等；或作“六义”，如车柱环的《钟嵘诗品校证》、叶长青的《钟嵘诗品集释》、曹旭的《诗品集注》等。持“三义”说者认为，《序》在“三义”下紧接着指出“一日兴，二日比，三日赋”，且又说：“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辞踬；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既有数字，又有对应说明，反复申述。持“六义”说者认为，“三”是“六”的讹写，系形近而误，因为自从《诗大序》以来，“六义”成为一个固定词语，即便有时所指内容为上述三个方面，但习惯仍作“六义”，而“作‘三义’不词”。看似一个数目字的书写差异，其实反映的是人们对《诗经》文学传统的认识问题。
　　从内容看，无论是“三义”还是“六义”，都包括赋、比、兴。赋、比、兴这组概念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大师》，它们是作为“六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出现的：“大师……教六诗，日风，日赋，日比，日兴，日雅，日颂。”《诗大序》亦日：“诗有六义焉：一日风，二日赋，三日比，四日兴，五日雅，六日颂。”之后，凡是研究中国文学者，无不知“六义”之说。经秦汉历魏晋，在人们的意识中，“六义”逐渐分为两支：一支是风、雅、颂，另一支是赋、比、兴。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辞异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南宋人林景熙《王修竹诗集序》说：“风雅颂，经也；赋比兴，纬也。”元代人杨载《诗法家数》说：“风雅颂者，诗之体；赋比兴者，诗之法。”虽然说法各异，而将“六义”分成两支则相同。
　　很显然，随着对《诗经》乃至诗歌创作实践的理论总结不断深入，人们对诗“六义”的看法发生着变化。先秦时期，风、赋、比、兴、雅、颂是并列的六个方面，所以在《周礼》中的排列顺序与后代很不相同。而魏晋以后，“六义”一分为二，《诗品·序》即初步显示了当时人们的看法。时代越往后，人们的认识越清晰。至唐宋时期，人们为“六义”作出明确解说。按照孔颖达为代表的唐代学者的观点，风雅颂所含内容大体相类，而赋比兴所含内容大体相类，前者是就诗的篇章结构而言，后者是就诗的遣词造句特点与创作手法而言；前者为诗之体，后者为诗之用。元代人杨载的看法与此相同，他认为，前者指体裁，后者指方法。体裁是固定的、恒常的，而方法则是灵活的、可变的。因此南宋的林景熙将前者指喻为“经”，而将后者指喻为“纬”。我们知道，恒常之事易掌握，而可变之事难把玩。更重要的是，诗歌与一般文章在体裁上区别明显，而创作方法却复杂活变，不易为一般人理解。说到底，诗歌的文学性与审美特征固然要靠体裁得到反映，但它更要依赖创作技巧与方法得以体现。因此，人们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了赋比兴。
　　《诗品》的研究对象是五言诗，所以说该作在诗歌体裁辨析方面，不存在任何异议。钟嵘研究的目的，自然就集中在了诗歌的创作方式与审美特征上。据此判断五言诗的高上低下，无疑是《诗品》主要的特色。如此看来，在我们讨论的这组异文里，“诗有三义”是合理的。钟嵘继刘勰《文心雕能》(比兴第三十六)之后，进一步对“赋比兴”作了更为系统的论述。
　　钟嵘还把传统的“赋比兴”排序改为“兴比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可见，钟嵘不仅提升了“兴”在“三义”中的地位，他还对“兴”作出了超乎前人的解释。这意味着钟嵘对五言诗的关注，已经超越技法，更趋审美。他所说的“兴”，或对唐代司空图“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宋代严羽“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意境之说，不无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