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与报道的“分开”及“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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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义1由 分享
【摘要】近年来，随着国内报纸纷纷开设言论版，欧美媒体言论与报道分开的理念和做法，与新闻专业主义一起，被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所知晓和接受。与此相对，国内媒体一直居于主流地位的是“用事实说话”的报道观，而且随着以“焦点访谈”为代表的电视述评的兴起和流行，叙议结合、言论与报道融为一体的节目样式，被认为是符合电视特性的评论或深度报道方式。由此，言论与报道的“分开”及“融合”，成为我国媒体上冲突、并存的两种新闻理念。本文认为，除了媒介因素，强调媒体的宣教功能，比较倾向于“用事实说话”的报道观，而一个以专业标准为新闻尺度，以信息传播为旨归的媒体，言论与报道分开是一个自然的结果。
【关键词】言论;报道;分开;融合
近年来，随着《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国内多家有影响的都市报纷纷开设言论版，欧美主流媒体奉行的“言论与报道分开”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内同行所知晓。
与“言论与报道分开”形成对比的，是我国新闻事业中一直居于主流地位的“用事实说话”的报道观，其具体表现就是报道与评论在版面上混合编排，在内容上相互渗透。而且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焦点访谈”、“新闻纵横”为代表的电视、广播述评的兴起和流行，“用事实说话”、叙议结合的“言论与报道融合”或“言论与报道并行”的做法，被认为是符合电视、广播媒介特性的评论或深度报道方式，广受媒体和公众的好评。
由此，作为一种有意思的现象，“言论与报道分开”与“言论与报道融合”成为当前我国媒体上相互冲突，却又同时并存的两种不同的理念或模式。
言论与报道“分开”已不限于欧美媒体
言论与新闻报道分开，是欧美主流媒体的基本规则。新闻报道要求客观、无偏见，即只提供事实，不能出现报道者个人的观点和意见。言论则限于社论版和对页，它们在出版物上有相对固定的版面和版面设计，在媒体组织内部结构上也与新闻、经营等部门明显区分。报道者的个人观点和意见，只能以个人言论的形式出现。
例如，很有影响的美国职业新闻记者协会伦理守则规定，新闻报道与观点鼓吹应当分开，新闻分析和评论应该有明确标识，以免与事实或事实背景相混淆。
“言论与报道分开”这一理念在版面上的体现，就是言论与报道在不同版面上的“分置”。欧美国家报纸的评论版通常比较固定化，即将评论集纳并设置在固定版面。言论版单设的做法，不仅体现了新闻与言论“井水不犯河水”的客观报道传统，而且将社论、专栏、读者来信等放置在一起，一定程度上模拟了社会现实中不同言论主体的对话格局，事实上营造出异质表达、沟通对话的媒体言论场。《纽约时报》的言论版一般被认为是欧美言论版设置的典型模式。《纽约时报》社论版历史悠久，1896年奥克斯主持该报后，开该报社论版先河，而另一位专栏作家赖斯顿则在1971年开创了时报的社论版对页。其他像《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等的言论版也影响很大。
近年来，国内以《中国青年报》、《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为代表的报纸，学习美国评论版的意见组织方式，将各类言论内容集中放置在单设的言论版面上，这样既将报道和言论作了清晰的切割，也强化了言论传播的规模效应，营造了“言论广场”的社会对话效果，凸显了言论产品对于媒体经营的重要意义。
“用事实说话”的报道传统影响深远
与欧美报纸上世纪20年代以后客观报道之风渐盛、报道与观点逐渐分开不同，“用事实说话”的报道理念则随着我党新闻事业的发展，成为国内媒体占统治地位的报道观。
早在1925年，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中就明确主张：“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1]从强调新闻报道要重视事实这一点来说，毛泽东的主张与几乎同时期在美国力倡客观报道之风的李普曼是类似的。所不同的是，在毛泽东那里，用事实说话是一种新闻宣传手法，目的是服务于革命斗争舆论工作的需要。而在李普曼那里，对事实真相负责，报道事实，则应是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标准之一，其目的是推动现代客观新闻学的创建，使新闻工作者成为与律师、医生以及科学家一样具有职业客观性和地位的专业人士。[2]
长期担任我国文化思想和理论宣传工作领导职务的胡乔木同志，进一步明确阐释了“用事实说话”的内涵。1946年，胡乔木在《人人要学会写新闻》中说：“最有力量的意见乃是一种无形的意见——从文字上看去，说话的人只是客观地朴素地叙述他所见所闻的事实(而每个叙述总是根据一定的观点的)，这样，人们就觉得只是从他那里接受事实，而不是从他那里接受意见了(而每个有自尊心的人一般都是不愿相信意见，而宁愿相信事实的)。新闻就是这种无形的意见。越是好的新闻，就越善于在内容上贯彻自己的意见，也越善于在形式上隐藏自己的意见。”[3]胡乔木说新闻是一种无形的意见，不仅是要强调新闻总是有意见的，更是认为高明的意见表达正是通过新闻的方式，就是从表面上看，记者只是在叙述事实，实际上却是在“用事实说话”。正如胡乔木在该文开篇所讲：“我们人人要学会写新闻。我们做革命工作而又能识字作文的人都应该学会写新闻，就如同都应该会说话一样。为什么?因为新闻是今天最主要、最有效的宣传形式。”
“用事实说话”适应了革命和建设时期新闻宣传的需要，成为普遍使用的新闻报道模式，或者说是一种很好、很有力的宣传方法。不过近年来，有学者批评“用事实说话”是“宣传方法”，属于“宣传范畴”的东西，不属于“新闻范畴”，提出用事实说话不是新闻写作规律的观点。
诚然，任何新闻都难免有报道者的主观存在，绝对客观的新闻报道是不存在的，因此任何新闻报道都不可避免地在“说话”;不过因此将任何新闻报道都当做“用事实”进行“说话”的手段，就难免值得商榷。从这个角度讲，认为新闻写作的规律就是用事实来“说话”，未免过于突出报道者的主观意图，容易将新闻报道与舆论宣传、新闻评论混淆。
不过，尽管将“用事实说话”作为指导新闻报道的普遍规律存在问题，在广播电视媒体上，报道与评论融为一体，叙议结合的广播述评、电视述评，却成为广电媒体摸索出的能够体现其媒介传播特性的评论样式或深度报道形式。
与报道融合的评论成为体现广电媒体特点的代表性评论样式
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的创办，不仅是电视评论发展的里程碑，也是新时期媒体评论重新夺回受众、回到媒体中心舞台的重要标志。“焦点访谈”采取的新闻报道与评论杂糅的节目模式，成为整个电视媒体“走自己的路”的重要实绩，起到了普遍的示范效应。朱羽君教授认为，电视评论“将报道与评论并行，融报道、访谈、社会舆论、记者和主持人的评论及观众反馈为一体，信息综合化、系统化，是现代电视评论节目的一大特色”[4]。她认为，过去那种报道就是报道，评论就是评论，必须严格分开的观点和做法，已不合乎电视传播的特性。这种观点代表了多数业内专家的看法。
现在，电视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的相互渗透与融合成为述评类节目的常规操作模式。该类节目一方面对新闻事件进行调查报道，提供大量现场信息，同时通过采访相关专家、政府官员、新闻当事人，以及记者和主持人点评等提供意见性信息，使报道与评论有机结合。
述评类节目形式之所以被电视所青睐，与电视媒体的技术特性相关。电视的优势是画面，电视新闻评论的优势在于能够提供眼见为实的活生生的论据性事实和言行。因此，与文字评论不同，电视评论通过“展现”、“展示”，或者只需简单点评，即可让节目意图昭然若揭，而不必展开详细论证。比如，舆论监督类节目很多时候只需客观将监督对象的言行举止在屏幕上加以展示，往往无须加更多的评论，观众自然就能得出结论。另外，诉诸叙事的采访报道过程，还可以借助报道叙事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使新闻评论“活”起来，避免单纯说理论证的枯燥和干巴。因此，以“焦点访谈”为代表的“用事实说话”的评论理念，以及把新闻的客观性和评论的说理性有机结合、以事明理的操作手法，被誉为“抓住了电视评论表现规律的脉搏”。
不同新闻评论范式背后的理念冲突
除了媒介特性的原因外，媒体对言论与报道“分开”与“融合”的不同选择，更多地体现出新闻理念的冲突。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来看，强调教化的宣传主导模式更多地倾向于“言论与报道融合”的做法，强调媒体信息传播角色的专业主义模式更多倾向“言论与报道分开”的做法。
正如喻国明所认为的：“在不同的社会制度结构下，以及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社会及公众对于媒介所履行的社会功能和要求其扮演的社会角色是不同的。”[5]
我国新闻体制形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新闻从业者作为党的宣传工作者，活动于“党的新闻事业”这一范式内。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特别是媒体的市场化和产业化改革，我国新闻事业的面貌也在发生变化。从目前来看，宣传、启蒙、市场导向与新闻专业主义等多元新闻理念一并存在，并一起在实践中被改造、扭曲，呈现出不同的样态。潘忠党、陈韬文在2004年曾从媒体范例评价的角度对中国大陆新闻改革中的范式转变进行了研究[6]，结果显示，受新闻改革和传媒全球化的影响，“党的新闻事业”和“专业主义新闻”这两大新闻范式在中国新闻从业者中并存。前者表现为新闻人员对党的喉舌的称许，后者更多地表现为对西方主流媒体的赞扬;前者体现于新闻人员强调媒体的对民宣讲、为民说话方面的功能，后者更多地体现为强调媒体的信息扩散功能。
新闻工作是一种职业，当称之为专业时，特指从事新闻工作需要特定的专业技能、行为规范和评判标准。新闻专业主义是西方新闻学中的重要概念，核心是新闻报道的客观性，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媒体专业主义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套行为方式，同时使用各种方法，比如言论与报道分开，来达到客观、真实、不偏不倚的目的。传播学者陆晔等认为，经过20余年的新闻改革，建立新闻专业的信念、伦理和规范，已经成为我国新闻改革过程中新闻实践的重要内容，新闻工作的专业主义已经呼之欲出。[7]
毋庸置疑，一个以专业标准为新闻职业尺度，以信息传播为旨归的媒体，言论与报道在版面上分置，内容上分开是自然会呈现的一个结果。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政治周报》发刊理由[M].载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5.
[2]Sheppard Simon， “American Media， American Bias: The Partisan Press from Broadsheet to Blog”， PhD dissertati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2008.
[3]胡乔木.人人要学会写新闻[M].胡乔木谈新闻出版，人民出版社，1999：27.
[4]朱羽君.电视新闻评论的发展趋势[J].现代传播，1999(4).
[5]喻国明.大众媒介公信力理论初探(下)[J].新闻与写作，2005(2).
[6]潘忠党、陈韬文.从媒体范例评价看中国大陆新闻改革中的范式转变[J].新闻学研究(台北)，2004：78.
[7]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J].新闻学研究(台北)，2002：71.
【关键词】言论;报道;分开;融合
近年来，随着《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国内多家有影响的都市报纷纷开设言论版，欧美主流媒体奉行的“言论与报道分开”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内同行所知晓。
与“言论与报道分开”形成对比的，是我国新闻事业中一直居于主流地位的“用事实说话”的报道观，其具体表现就是报道与评论在版面上混合编排，在内容上相互渗透。而且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焦点访谈”、“新闻纵横”为代表的电视、广播述评的兴起和流行，“用事实说话”、叙议结合的“言论与报道融合”或“言论与报道并行”的做法，被认为是符合电视、广播媒介特性的评论或深度报道方式，广受媒体和公众的好评。
由此，作为一种有意思的现象，“言论与报道分开”与“言论与报道融合”成为当前我国媒体上相互冲突，却又同时并存的两种不同的理念或模式。
言论与报道“分开”已不限于欧美媒体
言论与新闻报道分开，是欧美主流媒体的基本规则。新闻报道要求客观、无偏见，即只提供事实，不能出现报道者个人的观点和意见。言论则限于社论版和对页，它们在出版物上有相对固定的版面和版面设计，在媒体组织内部结构上也与新闻、经营等部门明显区分。报道者的个人观点和意见，只能以个人言论的形式出现。
例如，很有影响的美国职业新闻记者协会伦理守则规定，新闻报道与观点鼓吹应当分开，新闻分析和评论应该有明确标识，以免与事实或事实背景相混淆。
“言论与报道分开”这一理念在版面上的体现，就是言论与报道在不同版面上的“分置”。欧美国家报纸的评论版通常比较固定化，即将评论集纳并设置在固定版面。言论版单设的做法，不仅体现了新闻与言论“井水不犯河水”的客观报道传统，而且将社论、专栏、读者来信等放置在一起，一定程度上模拟了社会现实中不同言论主体的对话格局，事实上营造出异质表达、沟通对话的媒体言论场。《纽约时报》的言论版一般被认为是欧美言论版设置的典型模式。《纽约时报》社论版历史悠久，1896年奥克斯主持该报后，开该报社论版先河，而另一位专栏作家赖斯顿则在1971年开创了时报的社论版对页。其他像《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等的言论版也影响很大。
近年来，国内以《中国青年报》、《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为代表的报纸，学习美国评论版的意见组织方式，将各类言论内容集中放置在单设的言论版面上，这样既将报道和言论作了清晰的切割，也强化了言论传播的规模效应，营造了“言论广场”的社会对话效果，凸显了言论产品对于媒体经营的重要意义。
“用事实说话”的报道传统影响深远
与欧美报纸上世纪20年代以后客观报道之风渐盛、报道与观点逐渐分开不同，“用事实说话”的报道理念则随着我党新闻事业的发展，成为国内媒体占统治地位的报道观。
早在1925年，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中就明确主张：“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1]从强调新闻报道要重视事实这一点来说，毛泽东的主张与几乎同时期在美国力倡客观报道之风的李普曼是类似的。所不同的是，在毛泽东那里，用事实说话是一种新闻宣传手法，目的是服务于革命斗争舆论工作的需要。而在李普曼那里，对事实真相负责，报道事实，则应是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标准之一，其目的是推动现代客观新闻学的创建，使新闻工作者成为与律师、医生以及科学家一样具有职业客观性和地位的专业人士。[2]
长期担任我国文化思想和理论宣传工作领导职务的胡乔木同志，进一步明确阐释了“用事实说话”的内涵。1946年，胡乔木在《人人要学会写新闻》中说：“最有力量的意见乃是一种无形的意见——从文字上看去，说话的人只是客观地朴素地叙述他所见所闻的事实(而每个叙述总是根据一定的观点的)，这样，人们就觉得只是从他那里接受事实，而不是从他那里接受意见了(而每个有自尊心的人一般都是不愿相信意见，而宁愿相信事实的)。新闻就是这种无形的意见。越是好的新闻，就越善于在内容上贯彻自己的意见，也越善于在形式上隐藏自己的意见。”[3]胡乔木说新闻是一种无形的意见，不仅是要强调新闻总是有意见的，更是认为高明的意见表达正是通过新闻的方式，就是从表面上看，记者只是在叙述事实，实际上却是在“用事实说话”。正如胡乔木在该文开篇所讲：“我们人人要学会写新闻。我们做革命工作而又能识字作文的人都应该学会写新闻，就如同都应该会说话一样。为什么?因为新闻是今天最主要、最有效的宣传形式。”
“用事实说话”适应了革命和建设时期新闻宣传的需要，成为普遍使用的新闻报道模式，或者说是一种很好、很有力的宣传方法。不过近年来，有学者批评“用事实说话”是“宣传方法”，属于“宣传范畴”的东西，不属于“新闻范畴”，提出用事实说话不是新闻写作规律的观点。
诚然，任何新闻都难免有报道者的主观存在，绝对客观的新闻报道是不存在的，因此任何新闻报道都不可避免地在“说话”;不过因此将任何新闻报道都当做“用事实”进行“说话”的手段，就难免值得商榷。从这个角度讲，认为新闻写作的规律就是用事实来“说话”，未免过于突出报道者的主观意图，容易将新闻报道与舆论宣传、新闻评论混淆。
不过，尽管将“用事实说话”作为指导新闻报道的普遍规律存在问题，在广播电视媒体上，报道与评论融为一体，叙议结合的广播述评、电视述评，却成为广电媒体摸索出的能够体现其媒介传播特性的评论样式或深度报道形式。
与报道融合的评论成为体现广电媒体特点的代表性评论样式
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的创办，不仅是电视评论发展的里程碑，也是新时期媒体评论重新夺回受众、回到媒体中心舞台的重要标志。“焦点访谈”采取的新闻报道与评论杂糅的节目模式，成为整个电视媒体“走自己的路”的重要实绩，起到了普遍的示范效应。朱羽君教授认为，电视评论“将报道与评论并行，融报道、访谈、社会舆论、记者和主持人的评论及观众反馈为一体，信息综合化、系统化，是现代电视评论节目的一大特色”[4]。她认为，过去那种报道就是报道，评论就是评论，必须严格分开的观点和做法，已不合乎电视传播的特性。这种观点代表了多数业内专家的看法。
现在，电视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的相互渗透与融合成为述评类节目的常规操作模式。该类节目一方面对新闻事件进行调查报道，提供大量现场信息，同时通过采访相关专家、政府官员、新闻当事人，以及记者和主持人点评等提供意见性信息，使报道与评论有机结合。
述评类节目形式之所以被电视所青睐，与电视媒体的技术特性相关。电视的优势是画面，电视新闻评论的优势在于能够提供眼见为实的活生生的论据性事实和言行。因此，与文字评论不同，电视评论通过“展现”、“展示”，或者只需简单点评，即可让节目意图昭然若揭，而不必展开详细论证。比如，舆论监督类节目很多时候只需客观将监督对象的言行举止在屏幕上加以展示，往往无须加更多的评论，观众自然就能得出结论。另外，诉诸叙事的采访报道过程，还可以借助报道叙事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使新闻评论“活”起来，避免单纯说理论证的枯燥和干巴。因此，以“焦点访谈”为代表的“用事实说话”的评论理念，以及把新闻的客观性和评论的说理性有机结合、以事明理的操作手法，被誉为“抓住了电视评论表现规律的脉搏”。
不同新闻评论范式背后的理念冲突
除了媒介特性的原因外，媒体对言论与报道“分开”与“融合”的不同选择，更多地体现出新闻理念的冲突。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来看，强调教化的宣传主导模式更多地倾向于“言论与报道融合”的做法，强调媒体信息传播角色的专业主义模式更多倾向“言论与报道分开”的做法。
正如喻国明所认为的：“在不同的社会制度结构下，以及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社会及公众对于媒介所履行的社会功能和要求其扮演的社会角色是不同的。”[5]
我国新闻体制形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新闻从业者作为党的宣传工作者，活动于“党的新闻事业”这一范式内。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特别是媒体的市场化和产业化改革，我国新闻事业的面貌也在发生变化。从目前来看，宣传、启蒙、市场导向与新闻专业主义等多元新闻理念一并存在，并一起在实践中被改造、扭曲，呈现出不同的样态。潘忠党、陈韬文在2004年曾从媒体范例评价的角度对中国大陆新闻改革中的范式转变进行了研究[6]，结果显示，受新闻改革和传媒全球化的影响，“党的新闻事业”和“专业主义新闻”这两大新闻范式在中国新闻从业者中并存。前者表现为新闻人员对党的喉舌的称许，后者更多地表现为对西方主流媒体的赞扬;前者体现于新闻人员强调媒体的对民宣讲、为民说话方面的功能，后者更多地体现为强调媒体的信息扩散功能。
新闻工作是一种职业，当称之为专业时，特指从事新闻工作需要特定的专业技能、行为规范和评判标准。新闻专业主义是西方新闻学中的重要概念，核心是新闻报道的客观性，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媒体专业主义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套行为方式，同时使用各种方法，比如言论与报道分开，来达到客观、真实、不偏不倚的目的。传播学者陆晔等认为，经过20余年的新闻改革，建立新闻专业的信念、伦理和规范，已经成为我国新闻改革过程中新闻实践的重要内容，新闻工作的专业主义已经呼之欲出。[7]
毋庸置疑，一个以专业标准为新闻职业尺度，以信息传播为旨归的媒体，言论与报道在版面上分置，内容上分开是自然会呈现的一个结果。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政治周报》发刊理由[M].载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5.
[2]Sheppard Simon， “American Media， American Bias: The Partisan Press from Broadsheet to Blog”， PhD dissertati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2008.
[3]胡乔木.人人要学会写新闻[M].胡乔木谈新闻出版，人民出版社，1999：27.
[4]朱羽君.电视新闻评论的发展趋势[J].现代传播，1999(4).
[5]喻国明.大众媒介公信力理论初探(下)[J].新闻与写作，2005(2).
[6]潘忠党、陈韬文.从媒体范例评价看中国大陆新闻改革中的范式转变[J].新闻学研究(台北)，2004：78.
[7]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J].新闻学研究(台北)，200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