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视角下的纪录片社会认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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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小芬1由 分享
【摘要】群体视角下的纪录片具有较高的社会认识价值。它容易引起社会的共鸣，能够多方面地反映社会普遍问题并得到大众的普遍认同;《远在北京的家》、《姐妹》等纪录片从群体视角记录了中国女性农民工群体进城的个人遭遇及其奋斗的一段经历，多方面记录和揭示了群体生活现状与面临的普遍问题，引起了业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充分体现了纪录片的社会认识价值。
【关键词】纪录片;社会认识价值;群体视角;《远在北京的家》;《姐妹》
复旦大学教授吕新雨曾言：“我觉得在大众传媒中出现的纪录片必须而且只有发挥它的社会功能，才可能在电视屏幕中出现。所以我说纪录片工作者在这个意义上应该是个社会工作者。”[1]由此我们看出电视纪录片的社会价值是纪录片价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纪录片的社会效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社会认知价值。从大量的纪录片社会效应来看，一些优秀的群体视角纪录片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它们的成功经验值得研究。有人着重选取角度、谋划结构、刻画细节、精练语言等诸多方法，来“深化电视纪录片的主题”[2]，从而达到创作者反映民生、民情、民意。本文从认识论的角度，以近年来影响较大的女性群体纪录片为例来分析它们的社会价值，以期能够较好地揭示群体视角的社会认识价值，希望纪录片研究界和创作者能够关注群体视角所反映的社会普遍矛盾的优势和潜藏的社会效应，从而更好地策划创作，宣传纪录片，充分发挥纪录片的社会作用，推动社会的和谐繁荣，从而也推动我国纪录片的发展。
纪录片群体视角的社会认知价值分析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群体视角更容易使多数人产生共鸣。纪录片的视角对象按照数量来区分，可以分为个体和群体，中国习惯将三人以上称为群。由于群体视角的每个个体从不同的方面展现了丰富的社会人生，所以她们中某人的经历很容易使观众联想到自己或者亲朋好友，吸引观众的广泛关注，并在审美过程中与之产生情感共振即共鸣，从而达到某些程度的认识升华。
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群体视角能够多方面反映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唯物辩证法向我们揭示了普遍矛盾与特殊矛盾的关系，指出：矛盾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必须通过特殊矛盾来表现。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都是矛盾的特殊性，她们都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但是群体是部分个体的集合，由于是群体视角，每个个体集体表达矛盾的普遍性时，显得更加丰富多彩，而且更有深度和广度。例如《远在北京的家》，对女性农民工进城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从每个人不同的遭遇中生动地、具体地揭示出来。
群体视角能够更好地实现纪录片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首先，群体视角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更容易获得大众的承认。由于大众大多数有从众心理，对于社会的普遍矛盾，虽然从辩证法的角度来讲，群体和个体都是矛盾的特殊性，都能反映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但是人们往往将个体反映的问题探究他的个体因素，却把群体所反映的问题看做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换句话说，群体视角的纪录片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更容易得到大众的承认，也更容易引起决策者的注意。
李京红的《姐妹》，让人们认识了发廊妹及其他农民工姐妹生存的艰难，以及她们为了改变命运吃苦、耐劳、坚忍不拔，感动了许多人，也改变了许多人对她们的看法。在采访李京红时，李说：“‘我以前的女朋友也是开发廊的，我看不起她，但现在看了《姐妹》，我一定要找到她，我要和她结婚。’……每次看到这些短信，我的眼泪都会止不住地流下来。”[3]
总之，群体视角让人们看出了问题的复杂性，有较高的社会价值，同时作为时代的记录，成为一种珍贵的史料。
《远在北京的家》多方面社会认识价值的案例分析
陈晓卿等拍摄的《远在北京的家》是1992年到1993年之间拍摄的，记录了一群从安徽省无为县到北京打工一年的女性的生活历程。主要人物有张菊芳、谢素平、刘春花、刘红春、张红芳等五位农村姑娘。她们在北京寻找挣钱的机会，颠簸不宁，不断地寻找工作，被辞退，再寻找自己能干的工作，在远离故乡的北京，竭力寻找一个立身之所。本片客观记录了20世纪90年代初民工潮刚刚出现时的各方面社会矛盾冲突及其现象，有多方面的社会认知价值。
在民工潮中，女性占的分量越来越大。本片以女性为主题，她们远离家乡进城做保姆、卖菜、卖小吃，许多工厂中的手工工人大多数也是女性，而且女性的身份由未婚到已婚，以及有孩子的妇女。这个趋势改变了男人闯世界、女人守家的传统，同时也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如留守儿童的教育与抚育、农民工子女进城的教育等。谢素平夫妻两人出外打工，一对双胞胎孩子留给了家中的爷爷、奶奶。
反映了农民工进城生活与生产面临的问题。一是农民工进城需要知识、技术培训。从片中可以看到，张菊芳、谢素平等小姑娘进城前没有任何心理、知识和技术的准备，她们认为这是一件只要出力就会很容易做的事，但是进了城，她们有的由于不能满足雇主的需要，被辞退或者勉强聘用。张菊芳第一次走进城里人的家，感到忐忑不安，煤气灶、微波炉这些东西她可能连听说过都没有，当然也不会用，所以只干了三天就被雇主辞退。二是农民工工作不稳定，生活没有保障。在一年中，张菊芳曾换了六次工作，做过保姆、卖过早点和菜、做过饭店服务员和工厂计件工。谢素平也换了三次工作。
多年来的城乡差别政策，已经导致一些社会问题。谢素平家住的是破旧的茅草房，贫穷环绕着她们，与她们就职的城市截然不同，来到雇主家更是令她们感到卑微。这些经济差别也必然导致个人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还有社会地位的不公平。
在北京三八家务服务公司，片中安徽无为保姆在争辩“做人的尊严”，同时也无奈地承认自己“没有身份，没有地位”。虽然她们是针对某些雇主，但是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早些年代许多城里人包括媒体在内都将农民工称为“盲流”，这种歧视性的称呼，后来在有识之士的呼吁下才改正。
当时主流话语权者忽略了农民工进城所面临的生存困境。片中选择了社科院的研究员、省政府办公室的秘书长等对农民工进城发表评论，他们代表了当时的主流话语权，关注农民工进城为农民工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好的改变，甚至是个人命运的转变，并认为符合社会发展的进程，但是忽略了农民工进城后尤其是青年妇女进城后，他们为追求幸福所付出的艰辛和痛苦。正如片中主持人所言：“像谢素平那样的幸运者并不多，保姆能考上大学、研究生的毕竟是少数，在北京三八服务公司每天都有被雇主辞退，或者其他原因滞留在这儿的女孩。”这种现象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主流话语权阶层对农民工生存状况的关注较少。
总之，该纪录片真实地记录了社会转型期农民工群体面临的发展机遇与生活状态，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陈晓卿《远在北京的家》反映了农民工进城的多方面社会问题，社会认知价值较高，同时也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中央电视台1993年播放该片，并获得1993年四川国际电视节大奖、1993年全国社教节目评比特等奖，并针对该纪录片召开了研讨会。
但是，由于缺少必要的宣传和社会认知价值的揭示，没有引起应有的社会广泛关注，因此农民工当时面临的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以至于现今衍生了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如留守儿童问题、农民工子女在城里入学问题、城乡差别拉大、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这确实是一种遗憾，这也是本文关注群体视角纪录片的社会认知价值的主要原因。当然，农民工群体存在的问题，现今得到了广泛关注，成为我国“十二五”规划中中央和地方致力解决的问题。
《姐妹》社会认识价值的案例分析
李京红拍摄的《姐妹》是2000年初至2003年底拍摄的。以一个20多平方米的发廊为中心，记录了来自浙江衢州的一对亲姐妹章桦、章微及其招收的几名打工妹阿文、小芳、阿美等的真实故事。片中，主人公因坚持正规营业，拒绝色情服务而惨淡经营，同时，她们的感情生活也同样充满坎坷——有的离婚，有的遭男友始乱终弃，为了生存、为了孩子，她们苦苦与命运抗争。这部片子从多方面反映了女性进城后的生活状况及其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
看过该片以后，无论是农村人还是城市人都给予了她们理解和支持。该片在电视台推出后，反响十分强烈，“从歧视不解到宽容理解”[4]。在章桦姐妹的老家，人们以前认为她们在深圳发了财，“在看了电视后终于了解到她们的艰难，纷纷表示理解和同情”[4]。纪录片《姐妹》的主人公章桦说：“以前我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但是，现在把我们的生活浮出了水面，很多人对我们表示了支持和理解，这一点是我没有想到的。”[5]
城市成为农村女性改变命运的天堂，但同时这个地方也给予了她们诸多的无奈。正如片头的字幕所言：“经历贫困、落后，渴望自由、小康;辗转人生旅途，追寻自尊、希望。”片中的章桦姐妹、阿文、小芳等，她们来自浙江、贵州、湖南偏远的农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挣些钱，在深圳这个当时最开放的城市艰苦奋斗，希望改变自己贫穷的命运，并能拥有一个幸福的家。结果是生活虽然有了一些改观，但是她们也独自承担了一系列不幸及痛苦，如婚姻不幸、生活没有保障、孩子无法抚养等诸多问题。
随着社会交流的扩大，跨地区婚恋增多，为此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日益增多。在《姐妹》中，跨地区婚恋增多所出现的最突出问题，是未婚生育子女的妇女权利保障和子女抚养教育问题。章桦来自浙江衢州，与山西太原的一位男士相恋，生下一个女孩，男方强行抚养孩子，自己却不能照顾孩子，后来得知男方在家乡又与别的女子结婚生子。阿文来自贵州，与广东的一位男士相恋并生下一个女孩，男方在其怀孕7个月后托词三年之约离开，自己带着孩子艰难地等着自己的男友，可三年过后自己并没有等来预想的婚姻，只好将孩子托付给孩子的爷爷、奶奶照料。
现今家庭暴力的发生仍然较为频繁，严重影响了女性的正常生活，甚至生存。片中的章微，由于遭受家庭暴力，离婚后带着孩子艰难地生活，但是仍然不断受到前夫的威胁，以至于无法正常生活、工作，孩子也无法正常求学。
总之，由于该片多方面真实记录了社会转型期一群农村女孩进城的艰辛与奋斗的经历，并且由于该片在制作中注重揭示纪录片中的社会认知价值，受到了观众、媒体的广泛关注，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也成为《南方周末》“2004致敬之年度现场报道”。
结语
纪录片的社会认识价值是其主要价值所在，群体视角纪录片为我们提供了多方位认识社会、解读人生的途径。注重群体视角的社会认识价值的分析和挖掘，可以在创作中充分利用这个优势，有计划地策划选题与抓拍，使作品内涵更为丰富，充分表现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普遍性;在作品后期制作和宣传的时候，能够充分考虑群体视角与观众的共鸣点，充分体现纪录片的社会认识价值，可以让纪录片更好地实现社会影响力。
注释：
①吕新雨.记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58.
②杨明德.深化电视纪录片的主题[J].新闻爱好者，2010(8上).
③张品.李京红：与《姐妹》同行[J].新电视.2006(2).
④新浪宽频.广州日报：零距离追踪“发廊妹”悲欢离合[EB/OL].http：//video.sina.com.cn/tv/2005-02-02/10484735.html.
⑤新浪宽频.山西电视台国际互联网：《姐妹》即将推出[EB/OL].http：//video.sina.com.cn/2005-01-31/20384699.html.
【关键词】纪录片;社会认识价值;群体视角;《远在北京的家》;《姐妹》
复旦大学教授吕新雨曾言：“我觉得在大众传媒中出现的纪录片必须而且只有发挥它的社会功能，才可能在电视屏幕中出现。所以我说纪录片工作者在这个意义上应该是个社会工作者。”[1]由此我们看出电视纪录片的社会价值是纪录片价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纪录片的社会效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社会认知价值。从大量的纪录片社会效应来看，一些优秀的群体视角纪录片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它们的成功经验值得研究。有人着重选取角度、谋划结构、刻画细节、精练语言等诸多方法，来“深化电视纪录片的主题”[2]，从而达到创作者反映民生、民情、民意。本文从认识论的角度，以近年来影响较大的女性群体纪录片为例来分析它们的社会价值，以期能够较好地揭示群体视角的社会认识价值，希望纪录片研究界和创作者能够关注群体视角所反映的社会普遍矛盾的优势和潜藏的社会效应，从而更好地策划创作，宣传纪录片，充分发挥纪录片的社会作用，推动社会的和谐繁荣，从而也推动我国纪录片的发展。
纪录片群体视角的社会认知价值分析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群体视角更容易使多数人产生共鸣。纪录片的视角对象按照数量来区分，可以分为个体和群体，中国习惯将三人以上称为群。由于群体视角的每个个体从不同的方面展现了丰富的社会人生，所以她们中某人的经历很容易使观众联想到自己或者亲朋好友，吸引观众的广泛关注，并在审美过程中与之产生情感共振即共鸣，从而达到某些程度的认识升华。
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群体视角能够多方面反映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唯物辩证法向我们揭示了普遍矛盾与特殊矛盾的关系，指出：矛盾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必须通过特殊矛盾来表现。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都是矛盾的特殊性，她们都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但是群体是部分个体的集合，由于是群体视角，每个个体集体表达矛盾的普遍性时，显得更加丰富多彩，而且更有深度和广度。例如《远在北京的家》，对女性农民工进城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从每个人不同的遭遇中生动地、具体地揭示出来。
群体视角能够更好地实现纪录片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首先，群体视角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更容易获得大众的承认。由于大众大多数有从众心理，对于社会的普遍矛盾，虽然从辩证法的角度来讲，群体和个体都是矛盾的特殊性，都能反映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但是人们往往将个体反映的问题探究他的个体因素，却把群体所反映的问题看做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换句话说，群体视角的纪录片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更容易得到大众的承认，也更容易引起决策者的注意。
李京红的《姐妹》，让人们认识了发廊妹及其他农民工姐妹生存的艰难，以及她们为了改变命运吃苦、耐劳、坚忍不拔，感动了许多人，也改变了许多人对她们的看法。在采访李京红时，李说：“‘我以前的女朋友也是开发廊的，我看不起她，但现在看了《姐妹》，我一定要找到她，我要和她结婚。’……每次看到这些短信，我的眼泪都会止不住地流下来。”[3]
总之，群体视角让人们看出了问题的复杂性，有较高的社会价值，同时作为时代的记录，成为一种珍贵的史料。
《远在北京的家》多方面社会认识价值的案例分析
陈晓卿等拍摄的《远在北京的家》是1992年到1993年之间拍摄的，记录了一群从安徽省无为县到北京打工一年的女性的生活历程。主要人物有张菊芳、谢素平、刘春花、刘红春、张红芳等五位农村姑娘。她们在北京寻找挣钱的机会，颠簸不宁，不断地寻找工作，被辞退，再寻找自己能干的工作，在远离故乡的北京，竭力寻找一个立身之所。本片客观记录了20世纪90年代初民工潮刚刚出现时的各方面社会矛盾冲突及其现象，有多方面的社会认知价值。
在民工潮中，女性占的分量越来越大。本片以女性为主题，她们远离家乡进城做保姆、卖菜、卖小吃，许多工厂中的手工工人大多数也是女性，而且女性的身份由未婚到已婚，以及有孩子的妇女。这个趋势改变了男人闯世界、女人守家的传统，同时也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如留守儿童的教育与抚育、农民工子女进城的教育等。谢素平夫妻两人出外打工，一对双胞胎孩子留给了家中的爷爷、奶奶。
反映了农民工进城生活与生产面临的问题。一是农民工进城需要知识、技术培训。从片中可以看到，张菊芳、谢素平等小姑娘进城前没有任何心理、知识和技术的准备，她们认为这是一件只要出力就会很容易做的事，但是进了城，她们有的由于不能满足雇主的需要，被辞退或者勉强聘用。张菊芳第一次走进城里人的家，感到忐忑不安，煤气灶、微波炉这些东西她可能连听说过都没有，当然也不会用，所以只干了三天就被雇主辞退。二是农民工工作不稳定，生活没有保障。在一年中，张菊芳曾换了六次工作，做过保姆、卖过早点和菜、做过饭店服务员和工厂计件工。谢素平也换了三次工作。
多年来的城乡差别政策，已经导致一些社会问题。谢素平家住的是破旧的茅草房，贫穷环绕着她们，与她们就职的城市截然不同，来到雇主家更是令她们感到卑微。这些经济差别也必然导致个人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还有社会地位的不公平。
在北京三八家务服务公司，片中安徽无为保姆在争辩“做人的尊严”，同时也无奈地承认自己“没有身份，没有地位”。虽然她们是针对某些雇主，但是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早些年代许多城里人包括媒体在内都将农民工称为“盲流”，这种歧视性的称呼，后来在有识之士的呼吁下才改正。
当时主流话语权者忽略了农民工进城所面临的生存困境。片中选择了社科院的研究员、省政府办公室的秘书长等对农民工进城发表评论，他们代表了当时的主流话语权，关注农民工进城为农民工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好的改变，甚至是个人命运的转变，并认为符合社会发展的进程，但是忽略了农民工进城后尤其是青年妇女进城后，他们为追求幸福所付出的艰辛和痛苦。正如片中主持人所言：“像谢素平那样的幸运者并不多，保姆能考上大学、研究生的毕竟是少数，在北京三八服务公司每天都有被雇主辞退，或者其他原因滞留在这儿的女孩。”这种现象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主流话语权阶层对农民工生存状况的关注较少。
总之，该纪录片真实地记录了社会转型期农民工群体面临的发展机遇与生活状态，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陈晓卿《远在北京的家》反映了农民工进城的多方面社会问题，社会认知价值较高，同时也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中央电视台1993年播放该片，并获得1993年四川国际电视节大奖、1993年全国社教节目评比特等奖，并针对该纪录片召开了研讨会。
但是，由于缺少必要的宣传和社会认知价值的揭示，没有引起应有的社会广泛关注，因此农民工当时面临的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以至于现今衍生了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如留守儿童问题、农民工子女在城里入学问题、城乡差别拉大、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这确实是一种遗憾，这也是本文关注群体视角纪录片的社会认知价值的主要原因。当然，农民工群体存在的问题，现今得到了广泛关注，成为我国“十二五”规划中中央和地方致力解决的问题。
《姐妹》社会认识价值的案例分析
李京红拍摄的《姐妹》是2000年初至2003年底拍摄的。以一个20多平方米的发廊为中心，记录了来自浙江衢州的一对亲姐妹章桦、章微及其招收的几名打工妹阿文、小芳、阿美等的真实故事。片中，主人公因坚持正规营业，拒绝色情服务而惨淡经营，同时，她们的感情生活也同样充满坎坷——有的离婚，有的遭男友始乱终弃，为了生存、为了孩子，她们苦苦与命运抗争。这部片子从多方面反映了女性进城后的生活状况及其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
看过该片以后，无论是农村人还是城市人都给予了她们理解和支持。该片在电视台推出后，反响十分强烈，“从歧视不解到宽容理解”[4]。在章桦姐妹的老家，人们以前认为她们在深圳发了财，“在看了电视后终于了解到她们的艰难，纷纷表示理解和同情”[4]。纪录片《姐妹》的主人公章桦说：“以前我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但是，现在把我们的生活浮出了水面，很多人对我们表示了支持和理解，这一点是我没有想到的。”[5]
城市成为农村女性改变命运的天堂，但同时这个地方也给予了她们诸多的无奈。正如片头的字幕所言：“经历贫困、落后，渴望自由、小康;辗转人生旅途，追寻自尊、希望。”片中的章桦姐妹、阿文、小芳等，她们来自浙江、贵州、湖南偏远的农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挣些钱，在深圳这个当时最开放的城市艰苦奋斗，希望改变自己贫穷的命运，并能拥有一个幸福的家。结果是生活虽然有了一些改观，但是她们也独自承担了一系列不幸及痛苦，如婚姻不幸、生活没有保障、孩子无法抚养等诸多问题。
随着社会交流的扩大，跨地区婚恋增多，为此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日益增多。在《姐妹》中，跨地区婚恋增多所出现的最突出问题，是未婚生育子女的妇女权利保障和子女抚养教育问题。章桦来自浙江衢州，与山西太原的一位男士相恋，生下一个女孩，男方强行抚养孩子，自己却不能照顾孩子，后来得知男方在家乡又与别的女子结婚生子。阿文来自贵州，与广东的一位男士相恋并生下一个女孩，男方在其怀孕7个月后托词三年之约离开，自己带着孩子艰难地等着自己的男友，可三年过后自己并没有等来预想的婚姻，只好将孩子托付给孩子的爷爷、奶奶照料。
现今家庭暴力的发生仍然较为频繁，严重影响了女性的正常生活，甚至生存。片中的章微，由于遭受家庭暴力，离婚后带着孩子艰难地生活，但是仍然不断受到前夫的威胁，以至于无法正常生活、工作，孩子也无法正常求学。
总之，由于该片多方面真实记录了社会转型期一群农村女孩进城的艰辛与奋斗的经历，并且由于该片在制作中注重揭示纪录片中的社会认知价值，受到了观众、媒体的广泛关注，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也成为《南方周末》“2004致敬之年度现场报道”。
结语
纪录片的社会认识价值是其主要价值所在，群体视角纪录片为我们提供了多方位认识社会、解读人生的途径。注重群体视角的社会认识价值的分析和挖掘，可以在创作中充分利用这个优势，有计划地策划选题与抓拍，使作品内涵更为丰富，充分表现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普遍性;在作品后期制作和宣传的时候，能够充分考虑群体视角与观众的共鸣点，充分体现纪录片的社会认识价值，可以让纪录片更好地实现社会影响力。
注释：
①吕新雨.记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58.
②杨明德.深化电视纪录片的主题[J].新闻爱好者，2010(8上).
③张品.李京红：与《姐妹》同行[J].新电视.2006(2).
④新浪宽频.广州日报：零距离追踪“发廊妹”悲欢离合[EB/OL].http：//video.sina.com.cn/tv/2005-02-02/10484735.html.
⑤新浪宽频.山西电视台国际互联网：《姐妹》即将推出[EB/OL].http：//video.sina.com.cn/2005-01-31/203846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