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从哲学史的逻辑看哲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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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黑格尔诸论述分析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概要地展现了他所把握到的哲学史的逻辑，但正因他任何领域的思想都服务于他的整个体系，他终结哲学史的哲学史理论也同他整个体系一样被哲学真正的历史终结了。但是，他的理论的思维方式和基本原则，却还在当代的哲学史研究中发挥难以消解的作用。

　　黑格尔认为：“哲学史上的事实和活动有这样的特点，即：人格和个人的性格并不十分渗入它的内容和实质。与此相反，在政治的历史中，个人凭借他……之所以为个人的条件，就成为行为和事件的主体。在哲学史里，它归给特殊个人的优点和功绩愈少，而归功于自由的思想或人之所以为人的普遍性格愈多，这种没有特异性的思想本身愈是创造的主体，则哲学史就写得愈好。”[1](P7)

　　但是，我们有必要区分哲学的问题和问题的解决。西方传统哲学关注的基本问题，在历史上虽然有层次上的提升，但始终没有离开对一个“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的笃信与寻求。这是每一个哲学家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讲，哲学史有它必然性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有逻辑可循的。这个逻辑就是，无论哲学家从哪个角度去阐释，无论他阐释得直接还是曲折，最终都要追究这个“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在我们承认这一点的同时也就等于承认了还有一些东西是偶然的，那就是哲学家对问题的解决。

　　黑格尔又拿数学特别是初等几何学的“历史”与哲学史进行比较，甚至否定别的科学的历史。黑格尔说它们“依内容而论，诚然也有历史。这历史诚然也有一部分是关于内容的改变和此前所公认为有效准的原则的放弃，但另一部分，也许是它的内容的较大部分，则是关于永久性的成分;而新兴的成分并不是从前所赢得的原则的改变，而只是对于固有的原则的增加或补充”[1](P15)。而且它们的进步也“只是由于新的材料的增加而丰富其自身，却没有引起内在的变化。像数学这种科学，它的历史在内容方面大体上只是一种记载或列举新贡献的愉快的工作而已。例如初等几何学自欧几里得创立以来，可以说是没有历史”[1](P15)。

　　如果说没有历史的是初等几何学，那么“初等哲学”①有无历史呢?而从“初等”几何学到“高等”几何学本身就是几何学的历史。哲学在黑格尔看来是先天为统一的，而几何学就要被分为初等的和高等的，为什么不能使用同样的原则对待同为人类知识的两种学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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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黑格尔要以新的理解方式来调和这个矛盾，使得真理必须有历史式的解释，历史也同样得到真理式的理解。有那么一个真理，是西方传统哲学虽然自觉却又强制性的前提，一切理论的展开都是要宣称找到了它，都是要用更为合理的方式说明它。所以，黑格尔的经历了辩证发展的全过程，把所有环节都包含于自身的“真理”是最合理的说明。虽然黑格尔反对历史上作为绝对正确标准的“直观标准”和“逻辑标准”，但他所谓为研究方便的目的而设定的贯穿始终直至同时也是终点的“起点”，依然是一个设定。所以说，黑格尔也没能改变西方哲学的问题，他所改变的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就是说，黑格尔用起点即终点的解释方式更合理地解释了真理，但他不能改变真理是确定实在的这一信念，亦是说，他必须得出真理之存在的结论。既然真理是确定存在的，那么真理自为地实现自己的过程也就是必然的了，哲学史也就应该按照必然的逻辑推进了。

　　不过这种逻辑的确能够很好地解决历史与真理的矛盾，它使得历史成为真理的历史，而真理也被解释为历史的真理。这对于后来的哲学史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只不过有的是用唯心论去解释，有的则换上唯物论的内容。但是，这些发现没有任何预言的能力，它只能把那些已经明确发生了的事情明白地解释一遍。这种必然的逻辑只能是“面向背后”的逻辑。

　　二、哲学史逻辑的性质

　　科学的逻辑是从过去走来、向未来走去的显而易见的线索。比方说，对于同一个现象，最终的解释必须是相同的;科学的问题是可以得到明确解决的，一个问题一旦解决，就成为“定律”;科学对自己的未来是有所预料的，这一点是使得它具有面向未来的逻辑并与哲学区别开来的最重要的特征。科学可以对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亟须解决的问题、可能达到的高度等有一定的了解，这些内容是内在于科学发展历程之中的，但它又是不属于当下的科学的。因此，现实的科学与可能的科学构成了科学向前推进的历史和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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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意义上再来看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就能明白他思考的高度越高，他就越是必须终结历史。虽然他的哲学史的逻辑对于历史上的哲学家来说都是对未来不可见的，都是“面向背后”的，但作为在终结处的整体把握，他必须看得见这个逻辑的全体。而如若我们刚才所说哲学史的逻辑只能“面向背后”的话，黑格尔还要把握全部，那他就只有把这逻辑以往的历程统统把握住，同时他也就不可能相信未来还有会什么历史。因此，黑格尔自觉地把握哲学史的逻辑，却不自觉地成为哲学史进程的一个环节，而绝非终结。

　　哲学史的逻辑的性质便是这样，它自然不是凭空而来，但在它来到之前，却没有任何预兆。所谓预兆则必须与所预兆的事情同时发生。那么，这个逻辑就没有什么必然性可言了。虽然我们怎么想也不能从唯理论中分析出休谟哲学来，但这并不等于承认从经验论中分析出来了就具有逻辑必然性。与其说是有一个必然的逻辑支配着哲学史运动，不如说是在以往的哲学史里构造出了一个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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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理性的本质。人类的诸种形态的思想，以哲学最为贴近纯粹的理性。我们往往认为理性要比感性和信仰提供更多的甚至是唯一的确定性，但不要忘了这个判断是谁做出的。感性和信仰都不具有划分人的认识领域，评判各领域的范围的能力。只有理性做了这样的划分，才能确立自己为确定性。

　　但理性却常常陷入各式的悖谬、幻相、恶循环等等之中，在哲学的历史上，它什么也没能确立，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所谓的超越就是把问题本身否定掉、拒斥掉。因为理性没有确定性，它不能确立任何可以经受得住它自己批判的东西。虽说自然科学是近代以来理性的一面旗帜，但一切它的确证最终归结为感性经验的确证。

　　因此，理性的本质特性是不确定性，人类生存的确定性的基础是由感性和信仰提供的，虽然理性是更为重要的认识能力。一方面，理性想要代替感性和信仰为人类建立起确定性;另一方面，它又没有这个能力，结果就是思想的历史与真理之间出现了永恒的矛盾。

　　三、哲学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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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始终是人所固有的，每个人都能用自己的思想去把握各类对象，可以说人就是思想，思想就是人。但在现代社会，思想的成就却不能内在于人，却也要像矿产一样成为外在于我们的对象。只是往往它们被视为废弃了的矿坑。不过，虽然这是有害于思想的事，但也为思想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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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再来看看黑格尔在哲学史中发现的另一个矛盾：“哲学既是关于绝对真理的学说，为什么大体上它只是启示给少数的个人，给特殊的民族，并且只限于特殊的时代”[1](P14)，即哲学真理的普遍性与掌握者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亦是贯穿哲学史始终的，表面上与“历史与真理的矛盾”分属于纵向和横向的领域，但其本质都是由真理的对象化造成的。无论“追求崇高”、“崇高的异化”还是“重构崇高”，所谓“崇高”、“真理”或者“绝对”都是作为人的对象而存在。

　　哲学真理怎么才能成为人的部分呢?把哲学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生活方式之一，它是人的一部分，而不再是外在于人的对象。那么，人的追求崇高的活动本身就是崇高了。哲学史的逻辑，不应是一个绝对的“模板”，而应该是与人的生存的逻辑同一。哲学和其他思想形态一样，本来是为人的生存服务而存在的，但在人类的历史过程中，它们都在不同的时期被树立得“崇高”起来，人反而要为它们服务了，黑格尔就做到这种“服务”的顶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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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们便不能谈论传统理解那样的哲学史的逻辑。那种所谓的逻辑只是对已知的陈述，没有任何未来。也可以基于此点说，黑格尔的体系最终是僵死的。我们从哲学史的特殊性出发，最终达到了一切思想形态的同一性。虽然各种形态之间存在差异，但作为思想，它们永远都是为人的存在而不断丰富和实现的，人面向未来，思想就要面向未来，而永无终结。抛弃哲学史逻辑的必然性，将给哲学的未来以无限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