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与它对西方哲学的理解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者群体为主所写作的一套新的《西方哲学史》八大卷十一册，2006年终于出版齐全了。这套大型《西方哲学史》的主编是叶秀山先生和王树人先生，他们特别写作了第一卷《西方哲学史·总论》，其中叶秀山先生分析了西方哲学的总思路和总问题，王树人先生研究了西方哲学被引入中国的过程以及所产生的理解问题。初步阅读的印象，这套书材料丰厚而全面，其中对欧洲大陆哲学的笔墨尤其浓厚，这是一个特色。在这里不可能对该书进行全面的介绍，恐怕要完整阅读之后才有发言的理由。因此，我想仅就叶先生在总论中对西方哲学的纲领性分析进行某些讨论。他所重点论述的一些问题也正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问题，而且，叶先生关于西方哲学的概述是我目前读到的国内学者关于西方哲学的最好总论。

　　中国学者的西方哲学研究，比较多见的情况是“学”出来的，而叶先生则主要是“读”出来的，即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读，然后悟出一家之见。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叶先生从来都不打算按部就班地“学”到流行的西方知识，而是想要自己读并自己悟出西方哲学的意义。这一更为个性化的研究方式，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就是去读出“微言大义”，去挖掘出通常的学习不能够学到的或者通常的眼界不能够看清楚的“真正的意义”。法国哲学家也很有类似的研究风格，例如福科和德里达等就都特别善于从一些似乎普通的社会现象或文本中看出不寻常的意义：福科对监狱和神经病的解读，德里达对宽容和友谊的解读，都是令人佩服的实例。叶先生特别推崇法国当代哲学，也许就是对法国哲学解读事物的方式感到亲切。另类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的哲学史研究所以别具一格，也是在于他总是试图发现“隐秘的”意义，也很有些类似中国的微言大义读法。值得注意的是，对文本或事物的个性化解读并不是为了读出令人吃惊的怪诞意义——哲学家一般不想吓唬人——而是为了读出“更深入”的根本意义。深入的意义其实未必都隐藏着，在许多时候甚至已经露出水面，只是人们可能熟视无睹，所以，文本需要反复认真地被分析，“真正的”意义需要慢慢地显现。中国人喜欢说，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不过，一个文本“真正的”意义未必只有一种，它很可能可以容纳多种读法和解释，因此就会形成许多种同样合理的个性化解释。其实事物也是一样的，一个事物很可能有多个本质。对于西方哲学，叶先生通过几十年的解读果然读出了非常有个性的结果。当然，其中有些问题是我愿意进行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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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先生对列维纳斯的高度推崇则是我特别支持的。从理论结构上说，列维纳斯对形而上学问题乃至于西方哲学框架的突破应该是划时代的。他打破了西方现代的主体性思维而建立了他者性思维，这一成就对于中国哲学传统来说可能平平无奇——因为中国哲学从来就具有他者性思维的特点，但在西方传统里则是非常大胆的突破。在这个事情上就轮到英语世界的哲学对列维纳斯很不公了，英语世界的哲学关于列维纳斯的讨论似乎甚至不如关于二流的分析哲学家的讨论多。不过作为对比，叶先生对维特根斯坦以及分析哲学的讨论同样比较少，甚至似乎还没有关于谢林和费希特的讨论多。当然，叶先生承认维特根斯坦无与伦比的创造力所开拓的哲学新天地，那么，为什么又给予维特根斯坦如此少的篇幅呢?我猜想可能是因为维特根斯坦哲学很难安置在传统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去讨论，他总是逃逸在外，尽管维特根斯坦哲学包含着另一种形而上学。

　　我对维特根斯坦有着特别的偏好，因此忍不住想讨论一点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的伟大在于他留下了许多可能通向哲学新天地的突破口，特别是游戏理论。这是一个超越了哲学内部分类的普遍问题领域，它可以成为用来分析各种类型的哲学问题的普遍模型，无论是知识论、语言还是社会和生活问题。游戏理论打通了哲学各种问题之间的隔阂。这样一个具有普遍分析能力的模型在西方哲学史上几乎绝无仅有，如果要在力度和普遍适用性上与之相比，恐怕只有中国的“道”的眼界。游戏理论的重大意义可以有个旁证：纳什发明的作为普遍方法论的非合作博弈论(其实就是游戏理论：game theory)就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生物学和哲学而获得巨大成功(1994年和2005年诺贝尔奖)。罗尔斯大大有名的政治学/伦理学理论就从博弈论得益多多。博弈论和游戏哲学虽然研究的问题有些不同，各自属于游戏的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的问题，但如果互相结合则很可能会成为更宏大的游戏理论。假如超越价值偏好去看，比如说，仅仅去比较各种理论所开拓的哲学“天地”的规模或“道路”的潜力，那么维特根斯坦应该进入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比肩的最伟大的西方哲学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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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来分析叶先生对西方哲学主要线索的几个特别引人入胜的解读。人为什么会去搞哲学?亚里士多德有名言：“最初人们以好奇去做哲学”。这句话后来被大多数人用来解释哲学的冲动和理由，但是这种“好奇”往往被想当然地理解为日常意义上那种儿童般的追根问底的好奇。叶先生指出，亚里土多德所说的好奇其实是一种属于有闲阶级奢侈的精神性“自由”，而这种精神性的自由则是摆脱了功利的状态，所以这种高境界的“好奇”所追问的事情既不实用也无所谓愉快，而是区别于实用性的追问和幼稚的追问，这样才能想到令人永远苦恼的大问题上去。这个解释大快人心，因为哲学的好奇经常被不懂哲学的人解释为单纯天真的追问。哲学所追问的问题是有所选择的，不是随便什么都问，而只追问那些严肃的要命问题，因此，哲学虽然需要以奢侈的自由为条件，但哲学问题一点也不休闲，尤其与个人的多愁善感无关，而与人类共同的大事有关，就像孔子说的“大哉问”。哲学问题有没有用处呢?按照叶先生的说法，有大用而无小用，也就是只有精神意义而没有实际用处。在这一点上，我部分同意，但也有不同看法。我相信大用必定带动那些小用，因此哲学终究是很有用的。如果一定要把大用和小用隔离开来，我会感到很犹豫，因为与现实无关的思想恐怕会在单纯的语言概念中过度游戏而慢慢失去严肃性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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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先生还通过因果概念分析了道德和宗教问题，我觉得这个分析是《西方哲学史·总论》中一个特别出色的地方。人们如果对因果关系有着过于“积极的”要求而无限扩大因果关系的应用范围，就会导致宿命论，各种迷信、巫术、占星术等等都是试图建立一些并不存在的因果关系。人们所以对因果关系如此热情，是因为只有确定的因果关系才能够让人知道什么是有准的，这样才能安心，否则世界和生活就充满风险。人们最为操心的是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人们非常希望好行为能够有好报，即希望德与福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可是事与愿违，更经常的情况是有德无福和无德有福，这使人们非常苦恼。如何才能够找到由德行必然通向幸福之路，这是最艰难的哲学问题。有德必然有福这一至善的因果关系在现实世界太难了，于是人们就只好幻想天堂，在天堂里德与福才有了必然的因果关系。叶先生在书中花了很大篇幅试图说明因果问题在西方哲学中的关键地位：一方面，因果问题关系到知识的基础;另一方面，因果问题又导致伦理学的基本困难以及宗教的解决。这个路线图揭示了西方哲学问题的根本进路。根据这个路线图，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叶先生如此推崇康德。可以注意到，在叶先生关于西方哲学的总论中，康德几乎占到一半的篇幅。康德很可能是唯一把西方哲学的整个路线图完整走过的哲学家，而且他的理论至今很难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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