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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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政治，指对社会治理的行为，亦指维护统治的行为，政治作为人们世代生活所依存的具体环境,代表着人们组织自我生活的安排形式。下面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推荐的高三政治论文，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高三政治论文篇一

　　政治退出与中国的政治变革

　　继新加坡反对党(工人党)史无前例地赢得一个集选区之后，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和国务资政吴作栋先生毅然宣布退出内阁，目的是让年轻一代领导人在更加艰难和复杂的局面下带领新加坡继续前进。新加坡前两代领导层打造了人们今天所看到的现代新加坡，不仅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让社会经济的发展从第三世界跃升到第一世界，而且在政治、经济、社会、法治等方面确立了基本国家制度。

　　谁也不会否认，没有李光耀这一代领导人，就不会有现代新加坡。但是.任何政治都要与时俱进。时代变革了，领导的风格和方式也必须变化。正如李光耀先生所说：“我们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要说明新加坡已经进入新时代，政府不可能还像过去那样运作……可以、并且也会根据新的局势去修订和改进政策。”从领导层的代际变化意义上说，李光耀先生和吴作栋先生的决定无疑是最理陛和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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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政治退出制度非常重要

　　用比较学术一点的语言来说，对任何一个政治制度来说，无论是多党政治还是一党政治，建立“政治退出”(political exit)制度非常重要。民主政治有很多政治功能。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解决政治退出问题。多党制下，政党轮流执政就是一种政治退出方式。在一党制下，一种有效的方式就是领导层之间的代际更替，如果处理得不好，一党政治的衰落不可避免。中东和阿拉伯世界，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这些地区的政权完全和社会现实脱离，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领导层代际更替缺失或者异常缓慢。当同一代政治人物统治国家数十年的时候，很多负面的结果就会接踵而至。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一党要长期执政，就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的政治退出制度。实际上，无论从历史经验的角度还是现实政治需要的角度，确立和完善政治退出制度已经显得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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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是中国政治历史转折点

　　在经历了几乎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动荡之后，中国才建立了新政权。但毛泽东并没有解决好政治退出这

　　个问题。在新政权的早期，毛泽东是有这个 政治意识的。毛泽东曾经设想过领导人渐进式的退休制度。他先设计了领导层的一线、二线，但是没有成功。不管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一直到他去世，他没有一天退出过政治舞台，并且在他在位期间，中国连最起码的领导人退休制度都没有建立起来。设想一下，如果在“大跃进”运动失败之后，毛泽东能够正式退休，放手让刘少奇、邓小平等来解决所面临的新问题，那么很难想象会出现日后的“ 文化大革 命”悲剧。

　　邓小平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历史转折点。邓小平接受了毛泽东时代领导人个人专制的教训，开始把一些具有民主特性的制度因素引入党内，尤其是领导体制。邓小平最主要的历史功绩是建立了各级领导人的退休制度，废除了领导人职务终身制。到今天，中国有两种制度已经高度制度化，非常值得称道，即任期制和年龄限制。任期制从本质上说结束了领导干部终身制，而年龄限制的制度使得很多年轻干部有机会进入领导岗位。这些制度使得中国政治尤其是人事方面的更新非常迅速，这也是中国政治的新的生命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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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制度的关键是政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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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其次，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也导致了政治责任的不清楚，即谁应当负责的问题。任何政治制度的关键就是 政治责任问题。实际上，任何 组织都会面临这个问题，领导的代名词就是责任。中国现在的体制较之从前的个人专制有了很大的进步，现行集体领导体制保证 了党内民主，避免出现个人专制情形下的一系列错误，但也有不足的地方，各级政府的集体领导有些时候往往演变成集体不负责任。现任领导之间、现任领导和前任领导之间，往往存在着非制度化的、说不清楚的关系。尽管从理论上说，现任领导要负全部责任，但实际上的责任可能在“退而不休”的领导。执政党和政府一直在呼吁行政责任制和政治责任制，但这个制度就是建立不起来。

　　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加上中国存在的特殊的党政关系，有效地制约着政权运作的效率。很多观察家已经注意到，尽管中国理论上仍然是政治集权制度，但领导层的权力高度分散化。例如，应当是部长之首，对国务院负全部责任。但是，没有权力解雇任何内阁成员(部长)，因为所有部长并非任命的。在党管干部的原则下，所有重要干部都是党任命的。这种情况也存在于党的方面，党的领导集体内部缺失等级秩序，缺失责任制度。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特权阶层日益庞大加剧 财政负担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再次，也同样重要的是，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从长远来看也会使得国家的财政 经济负担过重。随着卫生和医疗技术等各方面的巨大进步，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中国老干部队伍的规模正在迅速扩大，随之而来的是国家财政负担的日益加重。老干部为国家作出了贡献，理应得到照顾，这不是问题，但如何使国家财政能力可以持续却是个问题。因为没有政治退出制度，中国官员一天为官，就可以终身属于特权阶层。这些年，中国财政收入大量增加，其中大量的财政力量流向特权阶层。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开支为什么难以公开透明?很简单，是规模越来越庞大的特权阶层的阻力使然。

　　怎么办?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在发达国家，一方面是政治退出制度，即大多数政治人物在退出政治之后，就变为普通老百姓，不再享受特权。只有少数特殊的政治人物，如总统和，可以继续享用一定程度(法律所规定)的特权。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特权阶层经历了一个“ 社会化”的过程。就是说，通过社会制度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的建设来保障社会成员的利益，而退出政治领域的前特权阶层也同样享受社会的制度保障。这个社会化过程很重要，一方面保障了基本社会正义，另一方面也防止了因为要照顾特权阶层的利益而使得国家财政不堪重负。

　　目前的中国，很多人都在高调讨论各方面的制度改革。比起那些宏大的改革叙述，这里所讨论的政治退出制度可以说是一个制度细节。但很显然，这个制度细节能够影响到制度的生存和 发展能力。它与政权的效率有关，政治退出制度无疑可以提高和强化政府在政策思想的产生、决策和政策实施方面的能力。它与政权的可持续性有关，如果特权阶层越来越庞大，国家财政负担也必然越来越巨大，直到超出财政担负能力。它与人民对政府的合法性认知有关，特权阶层越来越大，不仅消耗庞大的财政资源，而且也会消耗人民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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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显然，如何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在邓小平建立的退休制度基础之上实现政治退出制度，这是中国领导层不得不考量和解决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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