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中文文学理论的创新性(4)

三 20世纪90年代初,钱中文先生继续对文艺 理论进行孜孜不倦的探讨,并针对当时文学发展 的现状,提出了“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新观点.
“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是1995年钱先生在《文 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这篇长文 中首先提出来的,发表在同年《文学评论》第四期 上。当时的理论背景是:文学理想的幻灭和导源 于西方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大肆泛滥。作为对以 往长期以来文学被从属于政治而缺乏独立性和自 主性这一不正常状态的反拨,再加上出版界利益 原则的驱动和国外非理性思潮涌入的推波助澜,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界呈现出这样一种 景象:“在恶俗横流,不少人失去生存理想的景况 下,人们崇拜自然本能,激赏感性享受,人的精神 趋向多元而又凸现混沌。在文学艺术创作中,一 些人追腥逐臭,对粗俗、恶俗、腐烂的东西趋之若 鹜,这极大地削弱与消解了文学艺术审美的生 成”[5]。面对此种颓势和恶俗之风,钱中文先生毅 然祭起“新理性精神”的大旗,与之作战。随后,这 一文学理论结集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于2000 年6月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和 同年3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钱中文学术 文化随笔》两书中,作为首篇的都是这篇名为《文 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的文章.
“新理性精神”文论的提出马上得到学界广大同仁 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2001年11月,全国文 艺理论界的专家和学者们齐聚厦门大学,讨论“新 理性精神”的话题。随后《东南学术》于2002年第 二期开辟专栏刊载了这次讨论的部分论文.
作为一种文化、文学艺术内在的精神信念, “新理性精神”采取了执中鉴西的态度和立场,选 择了交流与对话的策略,并且始终以现代性为立 论前提和言说论域,表现出重构理性精神,重新理 解与阐释人的生存、文化、文学艺术的意义与价值 的可贵努力。运用于文艺理论的建构,“新理性精 神”文学论主要包括这样三个维度:现代性、新人 文精神与交往对话精神.
“所谓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 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 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就 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 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6]现代性 是“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立论的前提和言说论域, 属于该理论的时间维度。现代性诉求保证了“新 理性精神”文学论在时间这一维度上的先进性,因 为它是不断指向未来的。当今西方社会已经步入 所谓的“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而且许多西 方学者都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出发,声称现代性 已经终结或者过时了。尽管我国社会也已局部呈 现出某种“后现代状态”,相当一部分学者亦步亦 趋地追随西方学术新潮,张口闭口就是“后现代”, 但钱中文还是坚定地坚持他的现代性立场。他认 为,在中国,现代性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事业.
“这种现代意识精神,时代的文化精神,作为一个 尺度,是我们建设新文化、新的文学艺术需要长久 地遵循的原则。现代性是引导人们进行文化建 设、精神创造的思想,这是一个人类‘未竟的事 业’。我们不能像某些西方现代主义者那样,把现 代性仅仅看作是出现了反理性之后形成的东西, 以为反理性才是现代性的表现,现代性只能是现 代主义文化与艺术的特征,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 的。”[5]因此“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所提倡和坚持的 现代性带有某些自创的特殊的规定性。首先是它 强调自己既非唯理性至上,排斥一切非理性,将理 性神化、绝对化的庸俗社会学的旧理性,也并非理 性的对立面———非理性或者反理性,而是一种包 容对立面的矛盾体。所以钱中文的“新理性精神” 文学论既要克服旧理性所带来的弊端,又不能完 全站在理性精神的对立面,即他并不赞成走到非 理性主义或反理性主义的极端.
其实,人本来就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体,只不 过旧的理性主义、唯理性主义为了强调和突出理 性的万能而故意忽视和压抑人的感性而已。通过 遏制人的感性表现,不仅扼杀了人的人性发展,从 而也扼杀了人个性的形成和创造力。钱中文指 出:“新理性精神并不是唯理性主义,它崇尚感性, 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感性的表现。人的感性的需 求、生理需求是必须获得满足的,这是人类生存的 条件。”[2]334但他同时也指出,人的感性需求又总 是具有一定文化内涵的感性需求。文学既是人的 感性生活的审美反映,同时也显示人们的理性认 识。“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并不反对文学艺术对人 的非理性、反理性生存状态的展示,也承认它们存 在的合法性,只是不赞成由此而走向极端,“反对 以反理性的态度与反理性主义来解释生活现实与 历史”,因为“极端的非理性、反理性主义,蔑视对 人的终极关怀、对人的命运的叩问与人文需求,无 度张扬人的感性和特别是人的生理享乐本能、解 体了人的感性。”[2]335可见,作为一个包容对立面 的矛盾体,“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所提倡和坚持的 现代性试图针对旧有的弊端和以往的理论分歧而 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加以综合,以便在理论上造成 一种新的平衡.
其次,它强调自己是在传统基础上建立起来 的现代性。新文化的创造,新的文学艺术理论的 建构,都不是建造空中楼阁,离不开对传统的继 承。钱中文先生认为主要有三种传统需要我们去 面对:中国古代文论传统、外国文论传统及中国现 代文论传统。而在三者当中,唯有中国现代文论 传统才可以担当起构建新文学理论的基础的重 任。古代文论传统因受到“五四”新文化革命的激 烈批判和彻底否定而被人为中止。另外,古代文 论系统主要是针对中国主要的文学形式诗歌的创 作而构建起来的,而且多半是些审美的心理体验 式的零散感悟,其术语大都具有朦胧、模糊,内涵 不够确定的特征,也不成体系,往往人言人殊,确 实难以担当起阐述在现代性启蒙下而发生的新文 学现象的重任。西方文论自然更不能越俎代庖, 别人的鞋子不可能适合自己的脚。然而,对构建 新的文学理论所依赖的传统基础的这种选择并不 是盲目的和随意的,钱中文经过细致认真的比较 和严肃的学理分析,才做出如此审慎的决定。他 说:“现代文学理论虽然问题很多,但近百年来,它 的发展,总是与西方当代文学理论思潮结合在一 起的,它不断地在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使自己 逐步地走向科学化、人文化,这也是客观的事实, 从而体现了我国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不断生成.
……现代文学理论大体上是与我国现代文学的发 展相适应的,现代文学理论对古代文论传统的某 种疏远,与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同步的。”[7]虽然如 此,我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也并非全无用处,并 不是说除了近百年发展起来的现代文论传统之 外,另外两者就可以全然不顾。那不是构建新的 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诉求所应有的态度。事实上, 钱中文已经意识到,“现代文学理论由于‘五四’的 激进主义的一面而丢掉了古代文论传统,在今天, 总使我们觉得现代文学理论缺少了母体的营养与 根底,缺乏一种底气”[7]。至于西方文论,因为与 我国现代文论所曾有的这种血肉联系,当然更不 可缺少。实际情况是,我国现代文论的产生和发 展不惟大量借鉴西方,甚至直接由西方移植而来, 西方文学理论一直就影响着我国现代文论的发 展。我们需要吸收二者当中仍然对我们有用的、 合理的有效的成分,真正做到为我所用.
再次,它强调自己是一种被赋予历史具体性 的现代意识精神,是一种历史性的指向。正因为 如此,现代性诉求就打破了时间的束缚,而可以存 在于任何一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从现代性的 历史进程来看,现代性是一种被赋予历史具体性 的现代意识精神,一种历史性的指向。在各个发 展阶段,现代性的内涵有着共同之处,但又很不相 同。一些学术思想问题,在彼时彼地的提出,看来 有违那时现代性的要求,而不被重视,甚至还要遭 到批判;而在此时此地,则不仅与现时现代性的要 求相通,而且还可能成为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 分。”[6]这就是说,“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所主张和 倡导的现代性主要是一种精神指向,它与各个具 体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从而获得了历史 具体性,虽然精神内涵相通,却不是亘古不变、恒 定一律的某种指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 同的现代性要求。这就为现代性这一概念赋予了 因时因地而随时调整和不断发展变化的内涵,赋 予了它长盛不衰的生命活力.
新人文精神是“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内涵和 核心,属于内容、本质维度。在上世纪90年代上 半期,我国理论界曾有过一次“人文精神”的大讨 论。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人文精神”是欧洲文艺 复兴的产物,并以中国历代文献当中从未有过“人 文精神”之说为证,说明中国没有人文精神,更谈 不上“恢复”人文精神。钱中文对此进行了反驳, 并阐述了“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所主张的“新人文 精神”的内涵。他说:“人文精神是针对现实生活 中的非人性与反人性而说的,是针对物的挤压、人 的异化而说的,是针对当今现实生活中大大小小 的钱性权式暴力而说的,这种暴力既是物质的,又 是精神的,是针对文学艺术漠视人的精神伤残而 说的。”[5]这就是说,我们当今的文学现状确实面 临着人文精神的缺失问题。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所 描绘的正是一个人的精神家园沦为废墟,人的精 神备受摧残的景象,至于以怀疑一切、解构一切而 声名大振的后现代主义,则更是把人推入到茫茫 的虚无和无边的绝望之中。文学艺术对于人生的 意义至此已被完全消解,缺少了对人进行心灵抚 慰和精神关照的“文学”实在已不成其为文学了.
那么我国旧有的文化与文学中难道真的缺少人文 精神吗?并非如此。尽管也许我们的传统文献中 确实未曾出现过“人文精神”这个说法,但我们固 有的文化与文学中却绝对不缺少对人的生存处境 和命运的关怀。那种对家国命运的沉重忧患意识 不就是一种人文精神的表现吗?那种重视人与 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和谐的伦理道德 关切,不也同样体现了一种人文精神吗?凡此种 种,并不以其未曾贴上“人文精神”的标签就不是 人文精神了。钱中文认为,“所谓人文精神,就是 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人与科技之 间的相互关系中,一种对人的生存、命运的叩问与 关怀,就是使人何以成为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确立哪种生存方式更符合人的需求的那种理想、 关系和准则的探求,就是对民族,对人的生存意 义、价值、精神的追求与确认,人文精神是人的精 神家园的支撑,最终追求人的全面自由与人的解 放”[5]。这种对人文精神所作的注重精神内涵的 阐释,明显要比那些仅以外部标签作为判定依据 的做法更高明。新人文精神之“新”主要在于它超 越了这一概念的外部标签特征而注重从其精神内 涵方面加以重新定位,而且达到了涵括中国固有 文化与文学艺术特征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