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中文文学理论的创新性(5)

交往对话精神是“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基本 策略,属于方法论维度。钱中文汲取了巴赫金与 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性的积极因素,表现出试 图否定并超越我国文论界那种长期以来所形成的 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的非此即彼的 二分法简单思维方式。钱中文认为,人的生存应 该是一种对话式的生存,人的意识是一种独立的、 自有价值的思想,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相互交往对 话的关系。任何一个人的生存都是相对于别人的 存在,不仅我需要他人才能存在,他人的存在也要 以我为依托。巴赫金就曾经表述过这样的思想, 他说:“我离不开他人,离开他人我不能成其为我; 我应先在自己身上找到他人,再在他人身上发现 自己”;“证明不可能是自我证明。承认不可能是 自我承认。我的名字得之于他人,它是为他人才 存在的”[8]379。“人实际存在于我和他人两种形式 之中”[8]377,“单个意识不能自足,不能存在。我要 想意识到自己并成为我自己,必须把自己揭示给 他人,必须通过他人并借助于他人”[8]378。正因为 如此,钱中文认为意识实际上是多数的,它们相互 交织,各自独立,又具充分权利,自有价值,彼此平 等,在交往与对话中互为存在。不存在谁比谁更 具有权威性的证据,各主体之间只有进行平等的 对话和交流,才能达到彼此了解,从而求同存异, 缩小差距,进而形成多语共声喧哗的局面。每一 个主体都有权利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当然各 自的正确性和合理程度还是会有所区别的。但即 便是合理性很少甚至是基本缺乏的那些意见,也 应当准许其发声,应当在对话和交流中得到逐步 的揭示和反驳,而不应该采取简单的否定和粗暴 的消灭.
除此而外,钱中文还通过对自然科学与人文 社会科学不同的思维方式的比较来进一步阐述了 这一方法论原则。自然科学基于主体对客观对象 的描绘和解释性特征,基本上是一种自说自话的 独语方式的思维。而人文社会科学的思维则具有 “双主体性”,“它探讨的文本,是主体的一种表述, 它进入交流,面向另一个主体,另一个主体也面向 作为主体的它,进入对话的语境,它需要的是‘理 解’”[7]。可见,隶属于人文科学的文学理论天生 就蕴含了交流与对话的潜在需求和独特条件。无 论从个体生存方式的对话交流特征还是从文学理 论自身所具有的学科独特性来看,对话与交流都 是构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不二选择。从某种 程度上可以这样说,“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只是把 长期以来文学理论被遮蔽的本性揭示出来而已.
相对于过去那种“非此即彼”的绝对化和二分法简 单思维方式,钱中文提出了一种名曰“亦此亦彼” 式的综合性思维。用钱先生自己的话来说,“要在 历史现实、文化遗产的评价中,提倡一种可以去蔽 的、历史的整体性观念,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 合、创新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一定的价值判 断、总体上亦此亦彼的思维,这种思维对于振兴我 国学术思想,是会有积极意义的”[2]334。为避免不 做任何实际判断的骑墙中庸嫌疑,钱中文特别指 出,这种思维还是包含了必要的价值判断的,只是 这种判断不以专制的武断的批判的方式做出,而 是在更高的综合的层次上提出,它可以涵括和吸 纳不同意见、不同主张的合理成分,也可以聆听不 同的声音,寻求众声喧哗的效果,力避专制独白的 局面.
以上就是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大致 内容。笔者认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是我国文 学理论研究在新时期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具有划 时代的意义,也体现了惊人的理论创新精神。从 “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建构过程中,从它表现出 的立论逻辑角度看,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一是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建构过程中, 钱中文先生坚决选择并捍卫了文学的人文精神.
中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获 得空前解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 立使国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巨大变化。然而经济的发展、繁荣和物质生活极 大丰富的同时,也伴随而来许多的社会文化问题.
尤其是拜物主义和拜金主义的大行其道,已经产 生了许多令人痛心疾首的恶果。钱中文对此极为 忧虑,他说:“人在对物的需求中,形成一种物欲, 它一面激发人的热情,使财富不断被创造出来,使 人不断获得物的满足与享受,这是不容争辩的.
然而对物的无尽的追求的内在规律是,造成了对 人的挤压,物的阴影遮蔽了人。物欲的发展不断 转化为对金钱权力的追逐,使自身成为一种异化 力量,使人变为物的奴隶。”[9]人们受到物的挤压, 逐渐地使人性受损,兽性恶性得到膨胀,由此也给 人们的心灵造成更大的创痛,并产生了大量在精 神上污秽不堪和失去灵魂的人。与此同时,随着 各式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方社会哲学、文化思 潮如潮水一般的涌入,文学创作也受到了不小的 冲击,不少作家四顾彷徨,无所适从。当理想失 落,神圣消解,信仰黯淡,一切都被浸透了实利目 的的考量之后,文学艺术意义和价值的下滑,人文 精神的淡化与贬抑,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已经在所 难免了。事实上也是如此,“80年代中后期开始, 中国文坛上不少作家表现了对人的自然本能的崇 拜与激赏。在这方面,一些原本是写作严肃的作 家竟也未能免俗”[9]。有些理论家则表达得更加 耸人听闻:“在创作中追求醉生梦死,把人写成了 毫无理性、良知、理想,听任本能、原欲支配的两脚 动物,有些作品已经到了寡廉鲜耻的地步,简直就 是文学黄片、用文字卖淫!”[10]正是在这种背景 中,钱中文先生提出了他的“新理性精神文学论”, 并把新人文精神作为该理论的核心内涵。在人文 精神普遍地遭到调侃、淡化、贬抑甚至弃置不顾的 艰难时刻,钱中文先生仍然表现出如此坚定执着 的追求,实在令人钦佩。虽不能说挽狂澜于既倒, 至少也应该说是捍卫了文学的操守。人文精神之 于文学,相当于灵魂之于人,文学的魅力,文学成 为人们精神生活的必需就在于文学所拥有的那份 对人心灵的细微关照和精神的抚慰,我们很难想 象缺乏人文精神的文学到底还有什么存在的必 要。“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提出,确实正当其时, 因为它正试图为我们守望面临毁弃的精神家园, 它在为我们挽救濒死的文学.
二是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建构过程中, 钱中文先生重构了理性。自从14-16世纪西方 的文艺复兴以来,理性的巨大作用逐渐被人发现, 被人认识,直至被崇尚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人们 深信,理性精神必将为人类建设起一个幸福、完美 的理想国。应该说,理性精神的张扬,在使人摆脱 蒙昧,促进社会发展进步方面确实其功至伟。近 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和突飞猛进也更加证实 了这一点。但凡事不能过度,过度即导致谬误产 生。当理性被过度拔擢乃至神化,绝对化,从而拒 绝和排斥一切非理性的时候,便是灾难降临的时 刻。对于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过去一百多年来理 性主义绝对化所带来的灾难,钱先生作了痛心疾 首的总结:“理性主义的绝对化,不仅使人主宰自 然,而且掠夺自然,制造形形色色绝对化的准则与 规律,使之异化为‘绝对观念’、‘绝对意志’,企图 导致对社会的绝对统治。被唯理性主义化的绝对 意志,曾给一百多年来的近代社会带来无数混乱 与灾难,它同样使人陷于失去理想和信仰崩溃的 痛苦之中。”[9]钱中文提出的“新理性精神”正是针 对这种沉重积弊而发的。反理性主义和唯理性主 义确实有点走过了头,过犹不及,然而却是对长期 以来理性绝对化而自然生发的一种激烈反拨和本 能回应。钱中文先生明确表示承认感性和非理性 在人生和艺术当中的作用和重要意义,但在大方 向上却仍然坚持理性的主导作用。跟以往的旧理 性主义、唯理性主义相比,这种既坚持理性的根本 地位又不忽略感性和非理性的积极意义和作用的 思考就是“新理性精神”之“新”的真正含义,也只 有这样的态度才称得上是真正理性的。相比较而 言,反理性主义和唯理性主义则都显得不够理性 了。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认为钱中文先生已经重 构了理性.
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解构主义批评重要代 表人物之一的希利斯·米勒曾写过一本小书,名 叫《文学死了吗》,书名本身就启人深思。我们有 理由期待,在“新理性精神”的指引下,文学定不至 于失落人文精神,那么文学也就终究不会死亡.
[参考文献] [1]　钱中文.钱中文文集:第1卷[M].哈尔滨:黑龙江教 育出版社,2008.
[2]　钱中文.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理论研究[M]∥钱中文 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3]　钱中文.钱中文文集:第2卷[M].哈尔滨:黑龙江教 育出版社,2008.
[4]　钱中文.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M]∥钱 中文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5]　钱中文.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理论[J].东南学术,2002 (2):40-44.
[6]　钱中文.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J].文学评论,1999 (2):5-19.
[7]　钱中文.再谈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J].文艺研究, 1999(3):73-88.
[8]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5卷[M].白春仁,晓　河, 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9]　钱中文.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 [J].文学评论,1995(5):45-56.
[10]　祁志祥.新时期钱中文的理论贡献[J].学术月刊, 2003(4):67-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