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现代性与未来中国民主政治的理想维度

学习啦在线学习网 　　如果乌托邦意味着最美好的政治希望，那么，它并不是用来直接诉诸实践的，它的用处限于思想的层面：它可以启迪我们的政治想象，激发我们的政治活力，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批判现实的清晰参照。

　　很早的时候我就明确意识到，要理解现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乌托邦一定是个不能绕过的重要主题。

　　在彭松这部著作里，有三点引起了我的注意。其一是他对乌托邦概念的辨正与澄清。在我自己有限的阅读经验中，乌托邦这个概念常常被泛化，乃至滥用，其内涵有时甚至扩大到了这样的地步：乌托邦被用来指称任何意义上的理想社会。很显然，这样做的结果是使乌托邦一词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其二是他将乌托邦与现代性问题关联起来思考，自觉地在古今之变的视野里探讨乌托邦的意义。这实际上是他这部著作的主要关切点，无论是从书名还是各章的标题都可以清楚地看出。其三是他也将乌托邦的问题关联于马克思主义，这大概和他以前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景有关，也表明他能够自觉地将对乌托邦的思考关联于中国政治，甚或对中国政治的关切还是他选择乌托邦作为研究主题的主要动机。

　　乌托邦所要探究的是“最好的国家制度”，这一点可以从托马斯•莫尔那部大书的全名清楚地看到。而关于什么是“最好的国家制度”的追问，虽然在思想层面可能需要诉诸哲学的基本理论或神学的基本教义加以论证，但在心理层面则往往源于对现实国家制度的不满：说莫尔的《乌托邦》意味着对英格兰都铎王朝的政治现实的批判当然是持平之论。不过，主导着乌托邦思想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心理因素是希望：人总是能够希望，而且是无端地希望，哪怕身处绝境。如果“最好的国家制度”首先是在人类的希望中呈现出来，而哲学或神学所能做的，只不过是为之提供一种可能的论证或说明，那么，我们就应当将理解乌托邦的重心放置在希望这一人类先天具有的心理能力上。然而，哲学理论或神学教义往往在逻辑上给予乌托邦思想以基础性的支持，这一点亦不应忽视，特别是在崇尚“拒斥形而上学”的时代氛围里。如果我们狭义地从犹太-__的思想背景中理解“希望”一词，比如说突显作为神学美德的希望与理性断言的绝境之间的对比，那么，我们就从心理的进路抵达了乌托邦概念的另一个见诸字面的意涵：乌托邦具有虚构性质，是既不在时间中也不在空间中的、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乌有之乡。然而，也必须注意到，在莫尔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等西方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的发生，乌托邦思想得以与历史进步的观念结合起来从而不再止于希望和想象，而是明确地诉诸实践，换言之，在世俗化过程中的现代西方，乌托邦思想不仅发挥了批判现实的强大功能，而且激发了人们改造世界的极大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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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们也不能忘记莫尔的另一个形象：他还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在此或许有必要指出如下事实：《乌托邦》一书是用拉丁文写成的，主要是写给像爱拉斯谟——他是莫尔的朋友——这样的人文主义精英看的。当然，就思想的深层联系而言，绝对不能不提柏拉图《理想国》对莫尔写作《乌托邦》一书的影响。至少部分因为这个原因，在“乌托邦”成为一个解释力很强的概念之后，《理想国》被认为相当系统地表达出了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乌托邦思想。不过，仅仅指出《乌托邦》与《理想国》的思想联系也可能导致对两者差异的忽视，特别是对从古典到现代的变革缺乏足够的审察或重视的话。

　　如果我们将《理想国》中所叙述的国家制度称作古代的乌托邦，而将莫尔和莫尔以后的乌托邦著作中所叙述的国家制度称作现代的乌托邦的话，那么，可以清楚地看到，二者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都是比较明显的。就共同点而言，西方世界的大多数乌托邦思想都包含了财产公有、贬抑家庭、依赖精英、强调优生、注重教育等要义。就不同点而言，值得注意的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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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如果乌托邦思想对于理想的社会秩序的憧憬总是基于一些特定的历史文化资源，那么，古代和现代的乌托邦思想对于理想秩序的想象也呈现出明显的不同。在柏拉图那里，对理想的社会秩序的描述大概主要见诸神话、历史著作中的“黄金时代”，而对理想的社会秩序的理解恐怕只能归诸亚里士多德那里才高度系统化了的自然目的论了。就是说，在描述的层面上，不满来自当时的社会现实与历史文献中对黄金时代的描述之间的巨大差距;在理解的层面上，不满来自社会现实相对于自然目的论规导下的理想秩序之间的巨大差距。在莫尔以及后来的现代乌托邦思想家那里，描述理想的社会秩序的资源不仅在黄金时代这一古典文化意象之外加上了伊甸园、新耶路撒冷等宗教意象，而且更有可能包含着对正在消逝的田园诗般的中世纪的强烈缅怀。特别是在近代科学革命之后，对于理想的社会秩序的理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简而言之，不再以古典时代作为人们基本信念的自然目的论为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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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在国民党人那里，大同理想主要还是停留在政治思想的顶端而很少被付诸实践的话，那么，在共产党人那里，大同理想并不意味着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式的政治理想，而恰恰也是政治实践的对象和目标，特别是在1949年共产党人建立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国家之后。然而，也正是在这种政治实践中产生了严重的问题：从“大跃进”到““””，国家和人民都遭受了独特的政治灾难。于是才有了“三中全会”以来——也就是邓小平时代——所谓的“拨乱反正”，其实是合理地消除过去政治生活中的某些乌托邦因素，使政治生活回归到更为实际的地平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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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首先是：如果说康有为《大同书》中的政治思想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发挥了笼罩性的影响，那么，从一种在原则上康有为也同意的中国立场上来看，康有为的新大同说能否真正成为现代中国——当然特别是未来的中国——政治理想的典范?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问题就可能变成：如何重新理解、诠释《礼记•礼运》中的大同说，从而为未来中国的政治生活确立一个立意高迈但落点平实的根本方案?